香烟头押金返还系统的设计：吸烟者关注什么？——基于日本与印尼的偏好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离散选择实验（DCE）对比日本（n=1,865）与印尼（n=2,000）吸烟者对香烟头（CBs）押金返还系统（DRS）的接受度，发现环境信息干预可显著提升DRS偏好（日本：69.83%；印尼：91.82%）。研究强调生产者责任延伸（EPR）和系统可及性对设计的重要性，为减少CBs污染（含7,000余种有害物质）提供跨文化政策启示。

　　

1. 引言

香烟头（CBs）是全球丢弃最多的垃圾，每年约4.5万亿个，其醋酸纤维素滤嘴在自然环境中可存留长达14年，并浸出尼古丁、重金属（如镉、铅、砷）等7000余种有毒化学物质，对土壤、水生生物及植物生长造成严重危害。尽管已有禁烟法规、罚款等措施，CBs丢弃问题仍普遍存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和欧盟建议禁用香烟滤嘴并开发可持续替代品，但可降解滤嘴可能助长丢弃行为。近年来，押金返还系统（DRS）被提出作为解决CBs污染的潜在方案，通过经济激励（押金返还）和支持回收利用，减少环境清理成本并创造收入机会。日本已在热不燃烟草（HNB）产品组件回收方面积累经验，射频识别（RFID）等技术也为CBs追踪收集提供可能。然而，吸烟者对DRS的认知偏好及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的差异尚未充分探索。本研究通过比较日本（发达国家）与印尼（发展中国家），探讨吸烟者对CBs环境影响的认知（RQ1）、DRS的感知（RQ2）与偏好（RQ3）、环境信息干预的作用（RQ4）及吸烟者特征的影响（RQ5）。

2. 材料与方法

研究采用离散选择实验（DCE）和干预-对照组设计。问卷涵盖社会人口特征、行为态度、环境信息干预（仅干预组）、DCE选择集、DRS感知及HNB烟草使用。DCE属性包括押金（占烟价比例：日本1%-40%，印尼1%-20%）、返还率（50%或100%）、管理机构（政府或生产者）和可及性（至返还点时间）。通过正交主效应设计将48个选择集缩减至12个。干预组接收WHO标准的CBs环境影响信息（图1），并通过填空测试理解度（图2）。数据通过条件Logit模型分析，计算支付意愿（WTP）和参与概率模拟。

3. 结果

3.1 样本特征

共收集3,865份有效问卷（日本1,865，印尼2,000）。日本受访者日均吸烟量较高但丢弃频率较低，印尼受访者生态负罪感（Eco-guilt）更强（Cronbach’s α>0.8）。

3.2 对CBs环境影响的认知

两国受访者对CBs毒性的认知度最高（约75%），但对非生物降解性的误解最严重（日本61.45%、印尼67.60%错误认为可降解）。

3.3 对DRS的感知

印尼受访者更支持DRS（控制组支持度43.90%），主要关联环境效益；日本受访者多担忧不便性（如储存脏臭CBs），且倾向通过扩大吸烟区等替代措施减少丢弃（图5）。

3.4 条件Logit模型结果

DRS偏好显著高于现状（印尼90.33%，日本63.92%），信息干预进一步提升偏好（日本+5.91%，印尼+1.49%）。成本模拟显示，当成本占烟价≤5%时，日本参与概率>55%；印尼在成本≤10%时参与概率>80%。生产者管理的DRS偏好高于政府管理（WTP更高），且日本受访者对可及性更敏感（每增加1分钟行程，WTP降5.48日元）。年轻、高学历、高收入、高生态负罪感及更了解CBs危害的吸烟者更倾向选择DRS。

3.5 热不燃烟草（HNB）

日本受访者对HNB的熟悉度（77.48%）和使用率高于印尼（51.10%），且更支持HNB的DRS；印尼受访者则偏好传统CBs的DRS。信息干预缩小了两国对烟草产品偏好的差异。

4. 讨论

4.1 环境信息的关键作用

信息干预通过纠正对CBs非生物降解性的误解（如印尼受访者原认为CBs可自然分解），增强生态负罪感，从而提升DRS接受度和成本容忍度。建议WHO将吸烟者纳入环境宣传目标，通过包装标签等直接触达。

4.2 国别化DRS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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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高支持度地区（如印尼）可设置≤10%的押金比例，低支持度地区（如日本）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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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主体：生产者管理的DRS更受青睐，符合EPR原则，且日本已有HNB回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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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及性：高敏感地区需优化返还点分布（如结合售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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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草产品类型：需根据HNB使用率调整DRS覆盖范围。

4.3 目标人群策略

针对老年、低教育/收入、低环境认知的吸烟者，可推广便携烟灰缸作为过渡措施。

5. 结论

本研究首次通过DCE揭示吸烟者对CBs的DRS偏好及信息干预的积极影响。DRS设计需结合国家背景，整合环境教育，并针对不同烟草产品优化。未来需通过实地实验验证假设偏差，并扩展对HNB产品DRS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