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融合中的宅基地流转作用:基于不同农村地区的多案例研究

《Growth Hormone & IGF Research》: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China: The role of the rural homestead transfer in different rural areas

【字体: 时间:2025年10月23日 来源:Growth Hormone & IGF Research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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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聚焦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土地制度改革难题,探讨政府主导的农村宅基地流转(RHT)如何通过土地资本化效应、建设用地指标交易、产业集聚与劳动力流动等多重路径,促进城乡要素融合。研究通过江苏武进、浙江义乌和河南长垣三地案例比较,揭示了不同区域背景下宅基地流转对农民收入与生计转型的差异化影响,为因地制宜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在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日益凸显,农村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流动长期受限,成为制约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瓶颈。其中,农村宅基地(即农民住房及其附属用地)的流转问题尤为突出:一方面,大量宅基地闲置浪费,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农民因宅基地无法有效变现而缺乏进城发展的资本,同时农村产业因用地指标紧张而难以发展。如何通过宅基地制度改革激活农村土地要素,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
在这一背景下,南京农业大学张永超与瑞典学者Hans Westlund合作,在《Growth Hormone》期刊上发表了题为"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China: The role of the rural homestead transfer in different rural areas"的研究论文。该研究创新性地构建了宅基地流转促进城乡融合的理论框架,并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方法,深入揭示了不同区域条件下宅基地流转的实施效果及其对农民生计的影响机制。
研究人员采用的主要技术方法包括:多案例研究设计,选取江苏武进、浙江义乌和河南长垣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宅基地流转试点区域;半结构化访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数据收集方式,共获取122份有效农户问卷;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本、访谈记录等质性材料进行系统编码和分析;比较分析法对三种不同宅基地流转模式的效果进行横向对比。
4.1 义乌市湖滨村"城乡集聚社区建设"模式
研究发现,义乌案例采用"城乡集聚社区建设"模式,通过宅基地置换城镇公寓的方式实现土地资本化。农户人均获得105平方米的安置公寓,这些公寓具有完整产权,可在房地产市场交易。原有宅基地复垦后产生80亩建设用地指标,其中60亩直接用于当地污水处理产业,20亩作为指标跨区域交易。这种模式虽然显著提高了农户的财产性收入(平均非农收入达15.67万元),但由于产业与人力资源不匹配,农民就业问题未能有效解决,生活标准改善有限。
4.2 武进双荣村"土地复垦与就地城镇化"模式
武进案例采用"土地复垦与就地城镇化"模式,不仅提供货币补偿(平均4.28万元)和安置房(户均0.98套),还注重本地产业培育。180亩宅基地整理后,50亩用于安置房建设,40亩用于本地产业发展,90亩作为建设用地指标交易。该模式成功吸引了50-60家企业入驻,创造了大量本地就业机会,实现了劳动力就地转移(87.80%)、外出务工(17.07%)和回流就业(14.63%)的多元化格局,农户对生活标准的满意度达79.41%。
4.3 长垣张庄村"宅基地腾退与村庄改造"模式
长垣案例属于"宅基地腾退与村庄改造"模式,政府投入有限,仅提供少量设施改造补贴,无实质性经济补偿。4374.3亩村庄用地中,仅22.97亩建设用地指标被腾退交易,且未能吸引外部产业投资。农户主要依靠外出务工维持生计(外出务工比例达70.83%),虽然基础设施有所改善,但收入水平在三地中最低(平均非农收入6.49万元),农户对生活改善的主观满意度却达81.25%,这与居住条件改善和原有生活方式的保留密切相关。
5.1 三个村庄的城乡融合结果比较
研究表明,宅基地流转通过土地资本化效应、建设用地指标可交易效应、土地要素与产业联动效应以及劳动力迁移与生计多样化效应四种机制促进城乡融合。武进模式因注重本地产业培育和劳动力就地转化效果最佳;义乌模式虽补偿标准高但产业支撑不足;长垣模式因资源禀赋限制效果最弱。研究还发现,补偿标准与产业发展存在一定权衡关系:义乌的高补偿标准(平均59.51万元)给地方政府带来财政压力,反而削弱了对本地产业发展的支持;而武进的适度补偿为产业发展留下了更大空间。
5.2 城乡融合后农村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实证验证
数据分析显示,宅基地流转对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影响存在显著区域差异。武进农户在收入水平、安全保障、文化教育服务等多项指标上表现最优,体现了产业集聚与劳动力回流协同效应的优势。值得注意的是,长垣农户尽管收入最低,但主观满意度最高,说明农民的生活幸福感不仅与收入相关,还与居住条件、社会关系等非经济因素密切相关。
研究结论强调,土地要素激活、产业培育和劳动力回流是推动城乡融合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同区域应因地制宜选择宅基地流转模式:城郊地区适合发展低水平城镇化,促进本地产业与要素融合;偏远地区则可采用异地安置方式,确保农民获得实质性补偿。政策制定需注重产业与就业环境的改善,建立建设用地指标市场化交易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该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揭示了宅基地流转促进城乡融合的内在机制,实践意义在于为不同区域类型的宅基地制度改革提供了精准化政策建议。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县域层面的城乡融合机制,以及宅基地市场化流转与城乡要素配置的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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