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使用者在媒体倡导中的关键角色：基于VANDU案例的用药过量危机应对研究

《BMC Public Health》：A major stakeholder in the lobbying efforts: the role of people who use drugs in the past and the current opioid crisis

本研究针对合成阿片类药物危机持续加剧的现状，探讨了药物使用者(PWUDs)通过媒体倡导影响公众舆论的潜力。通过对温哥华地区药物使用者网络(VANDU)的案例分析，发现药物过量死亡人数与PWUDs的社区行动水平呈显著负相关(r=-0.023；p<0.001)。回归分析表明，药物过量死亡数量(F(1,25)=6.096,p<0.021,R2=0.196)和死亡率(F(1,25)=6.467,p<0.018,R2=0.206)能够预测社区行动水平。研究强调了PWUDs作为重要利益相关者在减少伤害政策制定中的关键作用。

　　

在全球范围内，合成阿片类药物危机持续肆虐，芬太尼及其相关功能基团的泛滥导致用药过量死亡人数急剧上升，甚至影响到某些西方国家的预期寿命。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仅2019年全球就有超过60万例死亡与药物使用相关，其中80%与阿片类药物有关。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等地已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并实施了包括过量预防站(OPS)、纳洛酮分发、非刑事化等多种创新措施。

然而，在这场危机中，一个关键的利益相关者群体——药物使用者(PWUDs)的作用常常被忽视。由于污名化和历史偏见，PWUDs很少被政策制定者视为重要利益相关者。温哥华市中心东区(DTES)作为北美最大的同伴倡导药物使用者组织——温哥华地区药物使用者网络(VANDU)的所在地，为研究PWUDs在塑造公众舆论和政策变革中的潜力提供了独特案例。

本研究基于Rhodes的"风险环境"理论框架，探讨PWUDs通过媒体倡导如何影响风险环境的社会、法律和政策维度。研究提出两个核心问题：VANDU的媒体参与和社区行动是否会随着社区用药过量死亡人数的增加而增加？药物过量死亡的人数和比率是否能预测VANDU和PWUDs的社区和媒体行动水平？

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公开可用数据，包括加拿大新闻流(Canadian Newsstream)中VANDU相关新闻项目频率、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验尸官服务处的年度用药过量死亡数据。使用SPSS 30进行Kendall's tau-b相关分析和简单线性回归分析，时间跨度为1997年至2023年。

研究结果

社区行动与用药过量死亡的关联性

Kendall's tau-b相关分析显示，社区行动水平与用药过量死亡人数(r=-0.023；p<0.001)和死亡率(r=-0.034；p<0.001)之间存在微弱但统计学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用药过量死亡对社区行动的预测作用

简单线性回归分析表明，用药过量死亡人数(F(1,25)=6.096,p<0.021,R²=0.196)和死亡率(F(1,25)=6.467,p<0.018,R²=0.206)均能显著预测PWUDs的社区行动水平。

时间趋势图显示，2002-2003年和2008年出现了明显的社区行动高峰，分别与北美首个监督注射设施Insite的开设和联邦政府试图关闭Insite的法律斗争相关。

讨论与结论

研究结果证实了最初的假设：不仅社区行动与用药过量死亡率存在相关性，而且用药过量死亡的人数和比率确实能够预测PWUDs的行动主义水平。这表明PWUDs的媒体倡导直接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数十年来药物过量死亡水平相关。

在Rhodes的风险环境理论框架下，PWUDs通过媒体倡导影响了风险环境的社会和政策维度。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特别是温哥华能够在北美实施最进步的药物政策——包括建立首个监督注射设施、首个海洛因辅助治疗项目、首个成瘾护理奖学金项目等——与VANDU成员持续的组织示威、地方/国家行动主义、媒体参与和科学合作密不可分。

研究的局限性包括未评估VANDU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参与度，以及未能深入探讨哪些减少伤害活动最能引起媒体关注。然而，研究结果明确显示，资助药物倡导团体是促进人类尊严、人权和科学的明智方法。

总之，投资于VANDU等同伴项目有潜力改变公众对成瘾问题的认知，将其视为一种复发性医疗问题而非道德缺陷。VANDU在塑造毒品政策公众舆论方面的成功经验，可以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灵感，在这些地区PWUDs被污名化，在公共或政治讨论中完全缺席或代表性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