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背景下意大利管理者对赌博的认知：一项质性研究及其对工作场所预防策略的启示

【编者按】随着新技术普及，赌博行为已渗透至工作场所，管理者认知对制定有效干预措施至关重要。本研究针对意大利管理者开展质性访谈，探讨其对赌博风险及个人设备使用的看法。结果揭示了管理者对赌博普遍性、风险因素及技术影响的复杂认知，既有清醒认识也存在误解，为设计更具可接受性和可持续性的工作场所赌博预防策略提供了关键依据。

　　

在数字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早已深度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模糊了工作与私人的界限。与此同时，赌博行为也借助新技术实现了“转型升级”，从传统的实体赌场蔓延至线上平台，变得触手可及。这种便利性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社会与公共卫生挑战，赌博问题（Gambling）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增长态势。特别是在意大利，国库报告显示其赌博收入相比2019年几乎翻了一番。更令人担忧的是，在线赌博日益普遍，甚至蔓延至青少年群体，一项研究表明，尽管有法律限制，仍有52%的意大利15岁青少年在过去一年内参与过赌博。

工作环境也未能在这场变革中独善其身。随着工作数字化程度的提高，线上赌博找到了新的温床。员工可能利用个人移动设备在工作时间进行赌博，这不仅影响个人生产效率，也可能对组织整体健康构成威胁。然而，与赌博风险在职场中的潜在蔓延相比，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却相对滞后，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管理者的认知与决策。现有研究多从赌博者或临床角度出发，缺乏从管理者视角，特别是在意大利这样的特定文化背景下，探讨他们如何看待赌博现象、相关风险以及新技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理解管理者的感知（Perception）至关重要，因为他们的看法深刻影响着组织内部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为了填补这一空白，由Giuseppe Iraci-Sareri和Alessio Gori等人组成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深入的质性研究，成果发表在《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上。

本研究采用了质性研究设计，旨在深入探索意大利管理者对赌博及其与新技术关联的认知。研究团队通过工会和行业协会招募了33名来自意大利佛罗伦萨地区、担任协调职务的管理者参与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内容涵盖了参与者对赌博的认知、风险感知以及个人设备使用情况三大主题。数据分析采用布劳恩和克拉克（Braun & Clarke, 2006）提出的 inductive thematic analysis（ inductive thematic analysis，归纳性主题分析法），由一名受过质性方法训练但不具备赌博研究背景的研究助理进行编码和主题提炼，以尽量减少潜在的分析偏见。这种方法适合于探索性研究，能够从丰富的访谈文本中提炼出核心主题和模式。

研究结果

1. 对赌博的认知（Perceptions of Gambling）

这一部分揭示了管理者如何看待赌博这一现象本身。

• •
  1.1 流行程度的差异（Differences in the prevalence of gambling）： 管理者普遍认为赌博是一个横跨不同社会阶层和收入群体的普遍现象。部分参与者提到意大利南部地区、年轻人以及老年人可能面临更高的风险。然而，这些感知与全国流行病学数据（显示25-64岁年龄段患病率最高）存在差异，表明管理者的风险认知可能更基于其生活经验和可见度，而非精确统计数据。
• •
  1.2 对赌博动机的看法（Opinions on why people gamble）： 追求财富和改变生活的希望被视为主导动机，在问题严重时则转变为试图挽回损失的绝望努力。此外，赌博也被认为是逃避不良情绪（如压力、无聊、挫败感）、寻求满足感或补偿孤独感和社交边缘化的一种方式。一些管理者还指出，即便是社会接受的娱乐性赌博也可能失控演变为问题行为。
• •
  1.3 感知到的赌博变化（Perceived changes in gambling）： 赌博被认为是一个不断增长的现象，尤其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增加。这种变化主要归因于新技术的出现，使得赌博平台更易访问，并通过个性化营销等方式使赌博行为更社会化。同时，通过个人设备进行赌博也使得问题更隐蔽，难以被亲友或同事察觉。

2. 对赌博风险的认知（Perceptions of Risk in Gambling）

管理者对赌博带来的风险和可能的保护因素有其判断。

• •
  2.1 保护因素（Protective factors）： 教育和提高对赌博风险的认识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保护因素。部分管理者对模拟赌博活动（如视频游戏、社交赌场游戏）的作用持矛盾看法，认为它们可能替代真实赌博，也可能对易感人群构成风险。此外，对风险的自我认知、受监管的工作环境以及合法赌博（作为对抗非法赌博的屏障）也被提及为保护因素。
• •
  2.2 感知到的风险（Perceived risks of gambling）： 最大的担忧集中在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的恶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困难、失业风险和羞耻感，这些可能导致社会孤立或向亲友求助进而损害关系。赌博与非法活动（如非法赌博网络和高利贷）的关联也被认为是极端有害的，可能将赌博者置于严重债务和自杀风险之中。

3. 个人设备的使用（Use of Personal Devices）

这部分探讨了管理者如何看待技术本身对工作和生活的影响。

• •
  3.1 工作与私生活的融合（Fusion between private and working life）： 管理者强烈感受到工作和私人生活之间的界限因移动设备而变得模糊。值得注意的是，COVID-19大流行及其带来的远程办公模式被普遍视为这一变化的催化剂。管理者们对设备对生产力的影响看法不一，但多数认为工作侵入了私人时间。
• •
  3.2 设备使用的变化（Changes in the use of devices）： 管理者对设备的普遍使用多持负面态度，认为持续互联是一种疏离体验，使人远离现实，影响情绪和人际关系，并引发对工作监控和商业数据收集的担忧。然而，也有相当一部分管理者看到了积极面，如因能随时与家人联系而感到安心，以及设备带来的效率和灵活性。但这种效率提升也伴随着竞争压力和落伍风险。年轻人被视为更熟练但可能因缺乏生活经验而更易过度使用技术。许多管理者报告因设备使用在私人生活和工作场所都曾出现问题，部分企业已出台相关使用指南。

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深入揭示了意大利管理者对赌博及新技术交叉影响的复杂认知图景。研究发现，管理者的认知兼具一定的清醒认识和潜在的误解。例如，他们将风险更多地与特定人群（如青年、老人）关联，可能低估了核心工作年龄段员工面临的风险；他们对模拟赌博的保护作用看法矛盾；同时，他们对移动设备的影响也表现出爱恨交织的态度。

这些认知对于设计和实施有效的工作场所预防干预措施具有重要启示。首先，干预措施需要与管理者的现有认知“对话”，而非简单地灌输外部模型。提高他们对赌博在工作年龄群体中普遍性的认识，纠正可能的误解，是制定针对性策略的基础。其次，鉴于管理者对技术利弊的复杂感受，预防策略应侧重于促进平衡的数字文化，帮助员工和管理者建立健康的设备使用边界，而非一味地严格管控。最后，研究结果强调了将赌博预防纳入更广泛的组织健康与福祉框架的必要性。考虑到管理者在塑造工作场所文化和政策方面的关键作用，他们的感知和理解是任何组织层面干预措施能否获得认可、具有针对性且可持续的关键。因此，未来的干预措施和培训计划应充分考虑并基于管理者对现象的实际感知，从而更有效地应对新技术环境下工作场所赌博行为带来的挑战。

这项研究不仅增进了我们对管理者视角下赌博与新技术关系的理解，也为在组织环境中开发更具语境相关性和可接受性的预防策略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