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效能感作为宫颈癌筛查行为的关键中介因子:知识、态度和动机的作用路径分析
《Scientific Reports》:Self efficacy as a key mediator for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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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年10月24日
来源:Scientific Reports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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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伊朗女性宫颈癌筛查参与率低的问题,通过横断面调查探讨了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在知识、态度、动机与筛查行为间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是知识、态度与筛查行为间的完全中介变量,同时是动机与行为间的部分中介变量。结果表明提升自我效能感是改善筛查行为的关键路径,为设计针对性干预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全球范围内,宫颈癌是女性第四大常见恶性肿瘤,而在伊朗,它更是成为继卵巢癌之后女性生殖道第二高发的癌症。尽管宫颈癌可以通过定期筛查得到有效预防,但伊朗女性的筛查参与率却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令人担忧的是,虽然伊朗宫颈癌的发病率相对较低,但由于多数病例在晚期才被确诊,导致死亡率居高不下。这一严峻现实凸显出提高宫颈癌筛查参与率的紧迫性。
以往的研究表明,伊朗女性对宫颈癌筛查的知识掌握不足、态度消极是导致筛查参与率低的重要原因。例如,2015年德黑兰的一项研究显示,仅有47.81%的女性对宫颈癌预防有足够了解。更深入的问题在于,即使女性具备了相关知识和积极态度,甚至产生了筛查动机,这些因素也并不总能转化为实际的筛查行为。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在知识、态度、动机与实际行动之间,是否存在某个关键因素在发挥着桥梁作用?
基于Bandura的社会认知理论,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即个体对自己能否成功执行特定行为的能力信念——被认为是健康行为改变的核心认知因素。理论上,自我效能感可能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中介角色,但这一假设在宫颈癌筛查领域尚未得到充分验证。正是为了填补这一研究空白,Marzieh Ghasemi等研究人员开展了这项创新性研究,旨在系统探讨自我效能感是否确实是连接知识、态度、动机与宫颈癌筛查行为的关键中介因子。
该研究于2020年10月至2021年5月在伊朗伊斯法罕市进行,采用横断面设计,纳入了310名21-60岁的已婚女性。研究人员通过随机抽样从当地60个健康中心中选取6个,以及从2个教学医院中选取1个妇科诊所作为研究现场。采用自制问卷收集数据,包括个人特征、生育情况、宫颈癌筛查知识(17个题目)、态度(6个题目)、动机(6个题目)、自我效能感(8个题目)以及筛查行为(4个题目)等信息。所有问卷均经过内容效度指数(CVI)和内容效度比(CVR)验证,信度通过Cronbach's α系数检验(知识0.750,态度0.702,动机0.702,行为0.871)。使用PROCESS宏程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采用Bootstrap法生成5000个样本计算95%置信区间。
参与女性的平均年龄为37.91±9.09岁,平均怀孕次数为2.05±1.44次。教育程度分布为:14.8%无学历/小学,16.5%初中,34.5%高中,34.2%高等教育。职业状况显示82.3%为家庭主妇,17.7%为在职人员。令人担忧的是,18.7%的女性在过去十年内从未进行过宫颈抹片检查,而在曾进行筛查的女性中,仅29%保持了每2-3年一次的推荐频率。
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知识(r=0.318,p<0.001)、态度(r=0.314,p<0.001)、动机(r=0.658,p<0.001)和自我效能感(r=0.695,p<0.001)均与宫颈癌筛查行为呈显著正相关。线性回归分析进一步表明,在控制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和怀孕次数等变量后,动机(β=0.44,p<0.001)和自我效能感(β=0.22,p<0.001)对筛查行为具有显著预测作用。
中介分析揭示了关键发现:知识(点估计=0.301,95%CI:0.225-0.441)、态度(点估计=0.313,95%CI:0.228-0.441)和动机(点估计=0.242,95%CI:0.17-0.31)通过自我效能感对筛查行为产生的间接效应均显著。特别重要的是,知识、态度对筛查行为的直接效应不显著,而动机对筛查行为的直接效应仍保持显著(p<0.001)。这一结果证实了自我效能感在知识、态度与筛查行为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而在动机与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本研究通过严谨的统计分析方法,证实了自我效能感在宫颈癌筛查行为促进中的关键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知识水平和态度的提升并不能直接转化为筛查行为,必须通过增强自我效能感这一心理机制才能发挥作用。相比之下,动机既可以直接影响筛查行为,也可以通过提升自我效能感间接发挥作用。
这一发现对理论和实践均具有重要意义。在理论层面,它深化了我们对社会认知理论在健康行为领域应用的理解,明确了自我效能感在行为改变过程中的核心机制。在实践层面,研究结果提示单纯的健康知识宣传教育可能效果有限,未来的干预措施应当将提升自我效能感作为核心目标。例如,可以通过提供成功筛查的经验分享、模拟筛查过程减轻焦虑、强化社会支持等方式,切实增强女性对完成筛查能力的信心。
与先前研究相比,本研究创新性地将自我效能感作为中介变量纳入分析框架,揭示了知识-态度-行为转化路径中的“黑箱”机制。例如,研究结果与Hale & Trumbetta(1996)关于性传播疾病预防的发现一致,即知识本身不足以预测行为,而自我效能感才是更强大的行为预测因子。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的横断面设计限制了因果推断的强度,样本来源的相对单一也可能影响结果的普适性。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设计或干预实验,在不同人群中进行验证,并探索影响自我效能感的其他潜在因素。
综上所述,本研究为改善伊朗乃至类似文化背景地区女性宫颈癌筛查行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方向。通过针对性地提升女性的自我效能感,将知识、态度和动机转化为实际行动,有望显著提高宫颈癌筛查参与率,最终降低宫颈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项目应当将自我效能感培养作为核心组成部分,从而更有效地促进女性健康行为的实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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