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弗雷德大帝的圣徒传记与崇拜：一段被重构的童年记忆及其学术论争

《The Antiquaries Journal》：King Alfred the Great, his Hagiographers and his Cult: a childhood remembered . By Tomás Mario Kalmar. 234mm. Pp 308.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Amsterdam, 2023. isbn 9789463729611. €141 (hbk).

【字体：大中小】 时间：2025年10月24日 来源：The Antiquaries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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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评聚焦Tomás Mario Kalmar的专著，探讨了阿尔弗雷德大帝（King Alfred the Great）的圣徒传记（Hagiography）及其后世崇拜（Cult）的形成与演变。研究通过梳理19至20世纪初学者们（如V. H. Galbraith, J. A. Giles, William Henry Stevenson等）对Asser's Life of Alfred的作者身份、年代及其与Einhard's Life of Charlemagne关系的论争，旨在厘清阿尔弗雷德历史真实性与传奇附会之间的界限，尤其关注其童年史实的考证。该研究历时六十载，最终有力地捍卫了Asser's Life的可靠性，为理解中世纪历史书写与民族英雄建构提供了典范。

在历史的长河中，伟大的人物常常被传说的光环所笼罩，其真实面貌反而模糊不清。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威塞克斯的国王阿尔弗雷德大帝便是其中之一。几个世纪以来，他作为抵抗维京入侵、推动学术复兴的英格兰英雄形象深入人心，然而，支撑这一形象的核心史料—— purportedly 由阿尔弗雷德的同时代人、主教阿塞尔（Asser）所著的《阿尔弗雷德传》（Life of Alfred），其真实性自19世纪以来便饱受质疑。这场学术论争的核心在于，这部重要的传记究竟是9世纪的珍贵实录，还是后世（10或11世纪）的伪作，甚至是对查理曼大帝传记作者艾因哈德（Einhard）作品的拙劣剽窃？若属后者，则阿尔弗雷德的历史根基将被动摇，其形象将更接近亚瑟王般的传说人物。因此，辨别《阿尔弗雷德传》的真伪，剥离后世（尤其是17世纪和维多利亚时代）附加于阿尔弗雷德身上的传奇色彩，还原其历史本真，成为中世纪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且棘手的课题。

正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汤姆ás·马里奥·卡尔马（Tomás Mario Kalmar）历经六十年的潜心研究，撰写了《阿尔弗雷德大帝，他的圣徒传记作者与他的崇拜：一段被铭记的童年》一书，该书最终发表于《古物学杂志》（The Antiquaries Journal）。卡尔马的研究并未局限于对《阿尔弗雷德传》文本本身的考据，而是将视野扩展至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学术史，深入剖析了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的学者们如何围绕阿尔弗雷德的生平，特别是其童年事件（如出生日期、罗马之行、即位年份）的编年问题，展开了一场场时而激烈、时而含蓄的学术交锋。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不仅试图为阿塞尔《阿尔弗雷德传》的历史价值辩护，更构建了一幅生动的学术史图景，揭示了历史考据方法与民族情感、个人学术偏好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卡尔马的研究方法主要依赖于严谨的文本考据（textual criticism）与深入的学术史梳理。他并未引入新的实验技术或样本队列，而是对已有的历史文献（包括《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的不同版本、艾因哈德的《查理曼大帝传》、以及维多利亚时代学者如吉尔斯（J. A. Giles）、塔珀（Martin Tupper）、豪沃思（Henry Howorth）、普卢默（Charles Plummer）、史蒂文森（William Henry Stevenson）等人的著作和论文）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分析和批判性解读。他特别关注了学者们论证中的逻辑、动机以及时代背景的影响，运用了近乎“ forensic work”（法庭勘验式工作）的方法，来检验关于阿尔弗雷德历史真实性的各种证据。

维多利亚时代的阿尔弗雷德崇拜与学术批判

卡尔马首先阐述了维多利亚时代（the Victorian era）对英雄，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英雄的推崇如何催生了阿尔弗雷德崇拜的复兴。与早已归入神话传奇范畴的凯尔特（Celtic）前辈如亚瑟王不同，阿尔弗雷德被认为拥有更坚实的历史基础，这既源于他本人或在其主持下留下的文字遗产，也得益于像现存于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的“阿尔弗雷德珠宝”（Alfred Jewel）这类考古证据。在推崇日耳曼（Teutonic）祖先而非凯尔特祖先的民族自豪感盛行的时代，阿尔弗雷德被视为理想的偶像——一位天命所归、拯救韦塞克斯（Wessex）和英格兰于丹麦人之手的君主。然而，卡尔马指出，阿尔弗雷德形象本身也未能免于传说和伪历史的层层叠加，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17世纪早期阿尔弗雷德主义（Alfredianism）作家的渲染。19世纪的学者们，在将“盎格鲁”（Anglo-）加诸“撒克逊”之前，对阿尔弗雷德传说的一些方面，如他创立牛津大学以及其超常早熟的文学语言能力，保持了合理的怀疑。于是，净化这一偶像身上的神话附着物，成为一批维多利亚时代学者的任务。

学术论争中的关键人物与其观点

卡尔马细致地勾勒了参与这场论争的主要学者群像。这其中包括因行为不端而入狱的古典学者贾尔斯（J. A. Giles）；在1849年阿尔弗雷德千年诞辰纪念之际笨拙地翻译阿尔弗雷德诗歌、其可笑的偶像崇拜反而损害了阿尔弗雷德声誉的塔珀（Martin Tupper）；以及曼彻斯特的业余历史学家、极端怀疑论者豪沃思（Henry Howorth），后者认为阿尔弗雷德不过是晚近的亚瑟王。盎格鲁-撒克逊学者厄尔（John Earle）及其修订者普卢默（Charles Plummer）通过出版两种版本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旨在剔除阿尔弗雷德崇拜中的圣徒传元素，使阿尔弗雷德的历史真实性不再依赖于阿塞尔的《阿尔弗雷德传》。而史蒂文森（William Henry Stevenson）则编辑了《阿尔弗雷德传》的权威版本。卡尔马特别分析了加尔布雷斯（V. H. Galbraith）的论点，后者在其1964年的文章《谁写了阿塞尔的阿尔弗雷德传？》中，继承并强化了豪沃思的怀疑立场，断言该传记是10世纪或11世纪初的虚构之作，大量抄袭自艾因哈德。卡尔马承认阿塞尔对艾因哈德的借鉴，但他将其视为一种文学上的仿效（imitatio），而非历史意义上的剽窃，并始终对加尔布雷斯的结论持怀疑态度。

童年纪事的核心争议

本书的副标题“一段被铭记的童年”点明了论争的一个焦点。卡尔马的分析表明，关于阿尔弗雷德童年时期的关键事件（如确切的出生日期、赴罗马会见教皇的时间以及即位年份）的编年学（chronology）细节，成为验证《阿尔弗雷德传》真实性和阿尔弗雷德历史形象的关键。学者们对这些细节的考辨，直接关系到对整部传记可信度的判断。卡尔马通过梳理不同学者对这些编年问题的不同解读，揭示了他们的学术立场和方法论差异。

卡尔马的结论与学术史贡献

通过对大量原始文献和学术著作的缜密分析，并辅以对前辈学者心理动机的洞察和同情式理解，卡尔马最终论证了阿塞尔《阿尔弗雷德传》作为9世纪史料的可靠性，有力地回应了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怀疑论者的挑战。他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们在净化阿尔弗雷德形象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他们中的极端怀疑论者（如豪沃思）则过于草率地将阿尔弗雷德推向了传说的领域。卡尔马的研究表明，确立一位遥远历史人物的历史可信度（historical bona fides）是一项精细而复杂的工作，需要平衡批判性审视与对史料本身的尊重。

总之，汤姆ás·马里奥·卡尔马的这项研究，不仅为阿尔弗雷德大帝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捍卫了核心史料《阿尔弗雷德传》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以其独特的学术史路径，生动再现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至晚期古物研究界那种彬彬有礼却又古怪尖锐的辩论氛围，成为我们理解那个时代学术风貌的珍贵记录。这项历时六十载的“漫长发酵”最终结出了硕果，为中世纪历史编撰学（historiography）和英雄崇拜研究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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