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与成本效益分析：一个两难问题

《Ethics, Policy & Environment》：Climate Change and Cost-Benefit Analysis: A Dilemma

文章指出选择气候变化缓解目标必须依赖成本效益分析，但此类分析存在无法解决的伦理问题，如是否计入非人类生物影响、贴现率确定等，导致任何分析都缺乏正当性依据，形成必须但无法指导的困境。

　　在面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挑战时，我们不得不在行动方案的选择上权衡利弊。然而，这种权衡本身却充满了矛盾，因为任何关于气候变化的缓解目标的决策都必须依赖于经济成本效益分析，但这种分析又无法提供一个合理的判断。这种困境不仅存在于对气候变化缓解目标的选择中，也渗透到许多其他涉及人类未来和非人类生命体的政策决策中。本文试图探讨这一困境的本质，以及为何在这些决策中，经济成本效益分析既不可或缺，又无法提供明确答案。

首先，经济成本效益分析之所以成为决策的必要工具，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衡量资源使用效率的方式。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我们需要确保这些资源被用在能够带来最大回报的地方。这种理性要求我们避免浪费，同时选择最优的资源分配方案。因此，对于任何缓解气候变化的行动，我们都需要评估其成本和收益，以判断是否值得投入。然而，问题在于，这种评估所依赖的假设和价值判断，却无法得到普遍接受或科学验证。

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复杂且深远的，涉及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人类健康等多个层面。然而，当我们将这些影响转化为经济成本效益分析时，往往会忽略一些关键因素。例如，许多经济模型只关注对人类生命的影响，而忽视了非人类生命体和生态系统的价值。这种做法源于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立场，即认为只有人类的福祉才是重要的。然而，这种立场并非无可争议。许多环境伦理学者认为，非人类生命体和生态系统本身具有独立的道德价值，不应仅仅被视为人类利益的附属品。

其次，即使我们承认某些非人类生命体的价值，如何将其纳入经济成本效益分析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这涉及到对未来的估值问题，即我们应如何衡量未来世代的福祉。在经济模型中，我们通常使用折现率来处理这一问题，将未来的收益或成本转化为当前的货币价值。然而，折现率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伦理判断，它反映了我们对未来的偏好和对当前与未来之间权衡的态度。如果采用较高的折现率，那么未来的收益会被大大低估，这可能导致对当前缓解行动的过度批评，认为其成本远高于潜在收益。相反，较低的折现率则会赋予未来收益更高的价值，从而支持更为积极的缓解措施。

这种折现率的选择还受到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在实际操作中，经济学家往往依据市场利率来设定折现率，认为这是对社会资源使用效率的反映。然而，这种做法忽视了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往往是非经济的，甚至无法用市场机制来衡量。例如，死亡、疾病、痛苦以及自然和文化的破坏，这些影响虽然可以部分转化为经济成本，但它们的性质与金钱损失完全不同。因此，市场利率并不能准确反映我们对这些影响的态度，也无法指导我们如何权衡当前与未来的利益。

此外，即使我们试图采用一种规范性的方法来设定折现率，例如基于伦理理论，如功利主义、义务论或契约论，这种方法也面临巨大的挑战。不同的伦理理论对未来的价值有不同的看法，而这些看法之间往往存在深刻的分歧。例如，功利主义强调最大化整体幸福，而义务论则更关注个体的道德义务。这种分歧使得任何基于伦理理论的折现率设定都难以达成一致，从而导致对同一政策的不同评价。

再者，即使我们能够达成某种伦理共识，如何将这些共识转化为具体的数值仍然充满不确定性。这涉及到如何将伦理原则与经济模型相结合的问题，而这一过程往往需要复杂的计算和假设。例如，如何确定某个特定的生态系统的价值，或者如何评估未来世代的福祉，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的答案，只能通过各种假设来推测。这种假设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使得经济成本效益分析无法提供一个客观、科学的决策依据。

综上所述，气候变化缓解目标的选择不仅需要经济成本效益分析，还必须面对一系列伦理问题。这些伦理问题包括：我们应如何评估未来的福祉，如何将非人类生命体的价值纳入考量，以及如何设定折现率来反映这些价值。由于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我们陷入了无法回避的困境。一方面，我们需要经济成本效益分析来做出明智的决策；另一方面，这种分析所依赖的假设和价值判断却无法得到科学验证或普遍接受。因此，我们不得不在这些矛盾中寻找平衡，而这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的伦理和经济问题的交织。

这种困境不仅影响到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还可能波及到其他涉及人类未来和非人类生命体的决策。例如，在评估社会成本碳（social cost of carbon）时，我们需要考虑如何衡量对非人类生命体的损害，以及如何将这些损害转化为经济成本。同样，在评估其他社会和环境政策时，也需要面对类似的伦理和经济挑战。因此，本文所提出的困境不仅仅局限于气候变化领域，而是具有普遍性，影响到所有涉及长期利益和非人类价值的政策决策。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困境，我们需要深入探讨经济成本效益分析的局限性。首先，这种分析往往忽略了非人类生命体和生态系统的价值，仅关注对人类的影响。其次，即使我们试图纳入这些价值，如何将其量化仍然是一个难题。折现率的选择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因为不同的折现率会导致对同一政策的不同评价。因此，经济成本效益分析虽然在决策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其本身却无法提供一个完整的、科学的解决方案。

最后，我们需要认识到，任何关于气候变化缓解目标的决策都必须在伦理和经济之间找到平衡。这种平衡的寻找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挑战，需要我们对未来的福祉有清晰的认识，并对非人类生命体的价值有合理的评估。然而，这些评估往往受到伦理理论的制约，而伦理理论之间又存在深刻的分歧。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困境：在选择气候变化缓解目标时，我们必须依赖经济成本效益分析，但这种分析却无法提供一个合理的答案。这一困境的存在，提醒我们在面对复杂的全球性问题时，需要更加谨慎地考虑伦理和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