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位概念对于理解生物多样性的空间结构至关重要(Pulliam, 2000)。生态位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多维空间,其轴代表物种可以利用的资源及其生存所需的环境条件(Hutchinson, 1957; Keamy and Porter, 2024)。Van Valen(1965)提出了生态位变异假说(Niche Variation Hypothesis, NVH),认为生态位较宽的种群比生态位较窄的种群表现出更大的表型变异。这种变异可能源于个体特化,即不同个体利用特定资源的子集,或者整个种群的广泛资源利用,从而导致种群整体生态位宽度的扩大(Bolnick et al., 2010; Snowberg et al., 2015)。先前针对鸟类、鱼类等物种的研究支持了这一假说,强调了形态和行为多样性在适应不同环境条件中的作用(Bolnick et al., 2007; Maldonado et al., 2017)。因此,NVH为解释种群如何通过生态多样化来利用异质栖息地并维持更广泛的生态位维度提供了框架。
最佳觅食理论(Optimal Foraging Theory, OFT)进一步补充了这一框架,说明了自然选择如何塑造觅食策略以实现能量效率的最大化。NVH通过表型多样性解释了生态位的扩展,而OFT则揭示了生物体会优先选择能带来最高净能量收益的资源,避免低收益的猎物或需要过高处理成本的猎物(MacArthur and Pianka, 1966)。当竞争要求生态位划分时,这种优化可能导致个体特化(如NVH所描述的),或者在不可预测的环境中导致物种行为的泛化。例如,生态位较宽的种群可能表现出行为可塑性(OFT),以便在不影响能量预算的情况下利用多种资源。这些模型共同表明,生态多样性不仅源于形态变异,还源于资源成本与收益之间的适应性权衡,将进化过程与群落结构联系起来。
气候梯度与捕食者-猎物相互作用之间的相互作用为理解生态位动态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在气候稳定且生产力高的热带地区,强烈的捕食压力减少了猎物种间的竞争,使得具有特化生态位的物种能够共存(Pianka, 1966; Krebs, 2008)。这些动态受到温度和资源可用性等因素的调节,这些因素定义了生理极限(李比希定律,Liebig's Law)并影响了生态位宽度。例如,生态位保守性(对气候耐受性的进化保留)解释了为什么热带类群在其祖先栖息地中保持了高多样性,而历史上的迁徙(如冰川期变化)限制了温带物种对新环境的适应(Wiens et al., 2010; Morales-Castilla et al., 2011)。在干旱或海拔梯度上,物种形成时间和气候限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会颠覆传统的多样性模式,如某些脊椎动物类群所示,保守的生态位和行为可塑性决定了极端环境中的栖息地占据情况(Kozak and Wiens, 2010; Smith et al., 2012)。因此,生物(捕食)和非生物(气候)压力的结合揭示了生物多样性如何响应环境变化,平衡了生态特化和泛化之间的关系。
在这种背景下,蝎子因其广泛的捕食习性(捕食节肢动物、小型脊椎动物甚至同类)而成为研究生态位重叠的理想模型(Polis, 1990; Dionisio-da-Silva et al., 2024; Nasirian, 2025)。蝎子群落表现出明显的空间结构,不同物种占据特定的微生境(例如Polis and Farley, 1980; álvarez et al., 2013)。值得注意的是,优势物种常常占据最佳微生境,将其他物种排斥到次优区域(Polis and Farley, 1980; Polis and McCormick, 1987)。本研究评估了沿干湿生物气候梯度的蝎子群落的空间生态位动态,该梯度以降水和湿度条件的急剧变化为特征。研究测试了两个假设:(1)由于个体通过行为可塑性适应异质环境,种内生态位重叠将保持较高;(2)由于进化生态位保守性和竞争驱动的生态位划分,种间生态位重叠将最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