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日常生活活动量表》在中国的社区居住老年人中的跨文化适应与验证

《Geriatric Nursing》：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and validation of the advanced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scale in Chinese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adults

评估中国老年人高级日常活动能力工具的跨文化适应与验证，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确认性因子分析，发现包含社会、生产、休闲三个维度的13项量表具有良好信效度（Cronbach's alpha 0.78，重测信度0.85），能有效识别轻度功能障碍并与GDS-5、SF-12等量表显著相关，填补了中国在此领域工具空白。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中国作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养老挑战。根据最新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到2050年，全球60岁及以上的人口预计将从2020年的10亿增长至21亿，而中国老年人口将超过5.22亿，占总人口的39.5%。这一趋势不仅对社会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如何科学评估老年人的功能状态提出了新的课题。传统的活动能力评估工具主要集中在基础活动能力（BADLs）和工具性活动能力（IADLs）的测量上，这些工具在预测不良健康结果方面具有一定的价值，如住院、养老院入住和死亡等。然而，它们在捕捉社区居住老年人中轻微功能障碍方面显得不够敏感。

在这一背景下，Advanced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AADLs）作为一种更高级别的功能评估指标，逐渐受到关注。AADLs指的是那些在社会参与、生产性活动和休闲活动中表现出的复杂动机依赖性行为。这些活动虽然不是维持独立生活所必需的，但它们对于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功能的保持至关重要，例如拜访他人、参与社区活动、驾驶和旅行等。由于这些活动需要完整的身体、认知和社会功能，因此即便是微小的改变也可能成为未来功能衰退的敏感指标。多项队列研究已经表明，AADLs的表现与社区老年人的残疾发生和认知能力下降密切相关。此外，参与AADLs还与较少的抑郁症状和较高的生活质量有关。

目前，针对AADLs的评估工具并不多，仅有的三种评估方法在使用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种是Reuben等人于1990年开发的层级性活动能力评估量表，它主要关注身体维度的活动能力，但在实际应用中并未广泛使用。第二种是Vriendt等人于2013年基于轻度认知障碍人群的功能衰退研究而开发的AADL测量工具，该工具包含49项活动，涵盖家庭、认知和身体活动，以及社交和休闲活动。尽管该工具在区分正常与轻度认知障碍方面表现出色，但其在区分正常与轻度身体障碍方面的能力较弱，且由于项目数量较多，操作起来较为复杂和耗时，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受到一定限制。第三种工具是Dias在研究巴西老年人的脆弱性特征时评估的13项AADL量表，该量表包含三个易于理解的自我报告维度：休闲活动、社交活动和生产性活动，每个维度由4到5个项目组成。响应选项简单明了，如“从不做过”、“停止做”和“仍在做”，使得该量表在实际应用中更加便捷。然而，由于活动能力的评估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考虑不同文化背景下AADLs的构成差异。

在中国，老年人的功能状态评估同样面临诸多挑战。由于社区中健康专业人员数量有限，传统的49项AADL测量工具可能难以在实际应用中广泛推广。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的13项AADL量表进行跨文化适应和验证，以确保其在中国老年人群体中的适用性和有效性。本研究的目的正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通过文化适应和验证，使该量表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老年人的功能状态。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本研究首先对30名中国老年人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以了解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参与的活动，并据此生成符合中国文化背景的新的活动项目。这些新项目随后被纳入原有的13项AADL量表中，以增强其在中国老年人中的适用性。接着，研究者在山东省的10个村庄中开展了一项横断面研究，时间跨度为2023年6月至2024年2月。村庄的选择基于老年人口的可获得性和村委会的批准。研究对象为社区居住的老年人，年龄范围从60岁到102岁，平均年龄为68.72岁。约一半的参与者为男性，约52%的参与者月收入低于所在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认知状态完整（50.8%）和IADL独立（49.2%）的参与者占比较大。大多数参与者为已婚（82.2%），教育水平为小学或更低（68.8%），BADL独立（77.8%）的参与者占多数。然而，也有少数参与者为独居（15.9%）或仍在工作（17.8%）。

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研究者发现该量表可以分为三个因子：社交活动、生产性活动和休闲活动，这三个因子共同解释了47.31%的变异。随后，确认性因子分析进一步验证了模型的拟合度，表明该量表在中国老年人中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此外，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良好，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78，而测试-再测信度达到0.85。这些结果表明，该量表在测量中国老年人的高级活动能力方面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研究还发现，AADLs的得分与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GDS-5）得分和Short Form-12（SF-12）得分存在显著相关性。这说明，AADLs的评估不仅能够反映老年人的功能状态，还能间接评估其心理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此外，AADLs的得分在不同就业状态、认知状态和功能障碍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证明了该量表在区分不同功能状态老年人方面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使用的AADLs量表在文化适应过程中考虑了中国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背景。例如，中国老年人更倾向于与朋友或家人交流，并参与诸如麻将、扑克或中国象棋等传统游戏，这些活动被纳入量表中。同时，考虑到中国老年人较少使用汽车进行出行，而更多依赖公共交通或其他方式，因此在量表中并未将驾驶作为一项重要指标。此外，由于中国社会对祖辈照顾孙辈有着较高的文化期望，超过40%的中国老年人参与了照顾孙辈的活动，这一现象在巴西老年人中较为少见，仅占5.8%。因此，在量表的文化适应过程中，研究者特别关注了这些具有文化代表性的活动，以确保量表能够准确反映中国老年人的实际功能状态。

综上所述，本研究验证了13项AADL量表在中国社区老年人中的适用性，并发现其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特性。该量表不仅可以用于早期识别老年人的轻微功能障碍，还可以作为评估其社会参与、生产性活动和休闲活动的重要工具。通过将AADLs与BADLs和IADLs相结合，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老年人的功能状态，为制定更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此外，该量表的简便性和易用性使其在中国老年人群体中具有较大的推广潜力。然而，未来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探索该量表在不同地区和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以及其在预测老年人功能衰退和健康结局方面的长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