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保护动机理论的大学生信息安全行为影响因素研究：来自中国的证据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behavior among college students based on 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evidence from China

随着信息经济时代个人数据泄露频发，高校学生信息安全行为成为学术与公共关注的焦点。本研究基于保护动机理论（PMT），通过23个城市3030份有效问卷分析，发现感知威胁、自我效能、响应效能正向显著影响信息安全行为，其中响应效能影响最显著；而响应成本呈显著负向影响。研究揭示了行为驱动机制，为高校信息安全教育及政策制定提供实证依据。

　　在信息经济时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个人数据泄露事件频繁发生，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作为互联网服务的主要用户，大学生群体在信息安全管理行为方面呈现出独特的特征，这不仅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因此，深入探讨影响大学生信息安全管理行为的因素，对于提升高校的信息安全教育质量和构建安全的校园信息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采用保护动机理论（PMT）作为理论基础，构建了关于大学生信息安全管理行为影响因素的假设模型。该研究覆盖了中国23个主要城市，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了大量数据，最终筛选出3,030份有效问卷。数据分析主要借助SPSS 20.0进行，包括信度检验、效度检验以及回归分析，以系统地揭示信息安全管理行为与威胁评估（如感知威胁）和应对评估（如自我效能、反应效能和反应成本）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些分析，研究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大学生在面对信息风险时的心理机制和行为倾向。

研究结果表明，感知威胁、自我效能和反应效能对大学生的信息安全管理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反应效能的影响最为突出。而反应成本则对信息安全管理行为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些发现不仅丰富了信息安全领域的知识体系，也为加强校园信息安全环境提供了实际的参考依据。同时，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这些研究结果有助于制定更加有效的信息安全管理行为引导政策，以降低大学生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

大学生在信息安全管理行为中的驱动因素呈现出多层次和多维度的特征。现有的研究多集中于个体驱动因素和环境驱动因素。在个体层面，这些因素包括意识、情绪反应和动机。意识方面，研究发现，具有较强威胁意识的用户通常对网络威胁有更全面的认识，但这可能导致他们低估潜在风险，从而采取较少的保护措施。情绪反应方面，涉及多种心理过程，如内疚、恐惧和愤怒控制机制，这些情绪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个体的信息安全管理行为。积极的情绪调节有助于增强威胁评估和应对评估的稳定性和理性，而消极情绪则促使个体采取更为保守的保护行为。在动机方面，威胁评估和应对评估被认为是影响个体遵守信息安全规范的重要驱动力。这些评估决定了个体采取保护行为的意愿强度。

在环境层面，外部情境变量（如信息环境、社会规范、组织系统）对个体行为产生间接影响。信息环境中的认知资源是触发信息安全管理行为的关键因素。个体通过选择性地处理和识别外部环境及相邻节点，从而形成特定的行为模式。然而，不相关或过度的信息可能会扭曲威胁评估，造成应对评估的偏差，从而影响决策过程。社会规范方面，根据计划行为理论（TPB），个体对社会鼓励或压力的感知会影响其是否遵守或偏离某些行为。研究表明，个体对遵守信息安全政策（ISP）的社会规范的感知显著影响其信息安全意愿。此外，惩罚措施通常被用来强化信息安全行为，通过增加不遵守行为的成本和规范性压力的代价，促使个体采取更加积极的保护行为。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在信息安全行为领域主要集中在社交网络用户、企业员工和特定职业群体，而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其信息安全管理行为的驱动因素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仍存在研究空白。因此，本研究在保护动机理论框架下，深入探讨了大学生信息安全管理行为的形成逻辑和影响因素，以弥补这一研究缺口。

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问卷内容涵盖感知威胁、自我效能、反应效能、反应成本以及信息安全管理行为五个核心变量，每个变量由五个具体问题构成。问卷还包括四道用于收集受访者基本信息的问题。为了进一步探讨大学生信息安全管理行为的障碍，问卷中还设计了一道开放性问题，要求受访者列举他们为何不愿意采取信息保护措施的原因，如设置强密码、安装杀毒软件或在日常互联网使用中谨慎处理信息。所有测量指标均来源于国内外相关文献，并根据大学生信息安全管理行为的特性进行了调整，最终形成了完整的研究问卷。

问卷采用五点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便于数据收集和后续分析。回答选项从“1”（强烈不同意）到“5”（强烈同意）。受访者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日常经验进行作答。在初步研究中，通过230名目标人群的参与，对问卷进行了优化，确保其清晰性和相关性。为了进一步验证问卷的信度和效度，研究采用了KMO检验和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KMO指数为0.891，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的结果显著，证实变量之间存在强相关性，因此也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随后，研究对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了检验，使用了克隆巴赫α系数、平均方差提取（AVE）和组合信度（CR）。根据标准，克隆巴赫α系数或组合信度应超过0.7，而平均方差提取应超过0.5。本研究中，所有变量的克隆巴赫α系数均超过0.7，表明变量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每个项目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超过0.5，每个构念的组合信度超过0.7，平均方差提取超过0.5，所有指标均符合收敛效度的标准，模型拟合也处于可接受范围内。因此，所有项目均被保留用于后续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些变量与信息安全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采用了SPSS 20.0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反应效能对大学生信息安全管理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470，p<0.001），感知威胁也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89，p<0.001），而反应成本则显示出显著的负向影响（β=-0.156，p<0.001），自我效能则表现出边际显著的正向影响（β=0.092，p<0.05）。这些结果表明，感知威胁、反应效能和自我效能均对大学生的信息安全管理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大学生对信息安全管理风险的感知越强烈，对信息安全管理措施有效性的信任越高，以及对自身实施能力的自信越强，就越有可能采取相应的保护行为。

反应效能在大学生信息安全管理行为中展现出最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可能的原因在于，当大学生认为信息安全保护行为能够有效保障其个人信息安全时，他们将形成一种积极的态度，认为这些行为能带来实际的安全效益，从而增强其信息安全保护行为的意愿。相反，如果他们认为这些保护行为无效，则会形成一种消极的态度，认为这些行为毫无意义，从而抑制其相应的行为意愿。这一发现与全球青年群体的研究结果相吻合，即感知保护行为的有效性是推动信息安全行为的关键因素。这也符合PMT的核心原理。此外，Mutchler等人发现，反应意识可以通过提高自我效能来增强个体采取安全行为的意愿。Lee等人也指出，美国大学生在使用杀毒软件方面的反应效能是形成杀毒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我们的调查中，一些受访者在回答与信息保护障碍相关的问题时，表示：“我之前安装过杀毒软件，但仍然遇到了弹窗广告，因此认为杀毒软件无效，之后就不再使用了。”“我设置的强密码无法阻止黑客入侵，觉得费劲，所以干脆不设置。”这些回答表明，当大学生认为某些信息安全管理行为未能达到其预期的安全目标时，他们可能会拒绝采取这些行为，认为其努力没有意义。因此，政府和高校应通过公众意识宣传活动强调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的重要性，同时突出信息安全行为在保障隐私中的关键作用。企业应提供有效的保障措施，确保大学生的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优先考虑这种保护，营造良好的信息安全环境，并显著降低大学生在实施保护行为时所承担的时间、技术和经济成本。对于大学生自身而言，应学习更多的信息安全技能和知识，养成日常的保护习惯，提高隐私意识。当发现账户异常或信息泄露时，应及时通过高校的应急热线或警方服务报告情况，将信息安全保护行为转化为实际行动。

研究结果还表明，反应成本对大学生的信息安全管理行为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表明，大学生在实施信息安全保护行为时所承担的成本和负担会影响其保护意愿。这一发现与信息安全行为领域的相关研究相一致。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Vishwanath等人研究了美国大学生如何通过隐私保护行为在Facebook上保护隐私，认为用户在社交网络服务中的隐私保护行为源于对账户可访问性和个人信息泄露风险之间的权衡。研究发现，信息泄露的成本和信息开放的收益会影响用户的隐私设置。此外，对大学生的调查也表明，当实施安全措施可能降低用户体验或影响服务效率时，大学生的保护意愿可能会下降。一方面，一些在线平台在未获得授权的情况下限制用户访问某些或全部功能，这可能使大学生为了避免对社交活动的干扰而放弃个人信息保护。另一方面，由于沉重的学业和社会压力，大学生不仅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学习各种安全措施，还要处理诸如杀毒软件扫描功能占用设备内存等问题。因此，当技术条件有限时，许多大学生会选择不实施安全措施以节省资源或确保设备运行顺畅。在我们的调查中，一些受访者指出信息保护的障碍，例如：“某些杀毒软件需要付费，安全软件可能会干扰我日常使用的其他软件，造成显著的不便。”“我们经常需要填写个人信息收集表，每次都要花时间询问信息用途，甚至考虑是否可以跳过填写。”这些回答反映出，信息安全保护措施所涉及的经济成本、便利性成本、时间成本和隐性精力成本，会拉大大学生对信息安全重要性的认知与实际采取保护行为之间的差距。因此，企业应制定简单、清晰的信息安全和隐私政策，维护基本的软件功能，减少对大学生的限制性授权要求，并提供一键式安全工具或利用云计算技术来缓解数据存储的压力。这些措施可以有效降低大学生在实施安全行为时所承担的成本和负担。

此外，研究结果还表明，感知威胁、自我效能和反应效能对大学生的信息安全管理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反应成本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些发现不仅为信息安全行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高校和相关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可行的教育干预和预防策略。通过加强大学生的信息安全意识教育，提升其对信息安全措施有效性的认知，以及降低实施这些措施的成本，可以更有效地促进大学生的信息安全管理行为。在实践中，这些研究成果能够为高校和相关机构提供基于证据的指导，帮助其制定更加有效的信息安全教育和管理措施，从而降低大学生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

研究还指出，当前的研究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采用主观自我报告的方式测量行为数据，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数据的有效性。未来研究可以与高校网络中心或信息安全软件提供商合作，获取大学生信息安全行为的客观日志数据，与自我报告数据进行交叉验证，从而提高测量的有效性。此外，未来研究还可以采用控制实验或情境模拟实验，直接观察大学生的实际信息安全行为。结合主观自我报告、客观日志数据和实验观察，可以通过方法的互补和验证，更准确地揭示信息安全行为的因果机制。其次，本研究的样本仅限于中国大学生，未包含跨文化比较分析，这意味着研究模型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尚未得到验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未来研究可以扩展到跨文化比较领域，涵盖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圈的大学生样本，并结合文化维度理论，探讨变量之间的相关机制。此外，本研究主要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缺乏对定性研究方法的整合，这使得难以深入解释现象背后的逻辑，从而影响研究结论的解释力和丰富性。未来研究可以采用混合研究方法，结合定量调查和定性访谈，通过深入访谈或案例研究来补充变量关系内部机制的解释。此外，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面设计，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因果关系的推断能力。未来研究若采用纵向或实验设计，将显著增强因果关系的验证能力。

总体而言，本研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具有重要意义。理论层面，本研究以PMT为核心框架，聚焦于大学生这一重要的互联网用户群体，系统整合了威胁评估和应对评估维度，对大学生的信息安全管理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实证分析，本研究量化地揭示了各维度与信息安全管理行为之间的具体关系，同时指出反应效能具有最强的正向影响。这为PMT在细分人群和新兴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实证支持。实践层面，本研究识别出影响大学生信息安全管理行为的关键因素，为多方面的信息安全管理治理提供了可行的策略。其中，提高信息安全保护措施的有效性并降低其实施成本是尤为关键的。鉴于本研究确认反应效能是大学生信息安全行为意愿的关键驱动因素，高校可以基于大学生日常生活中的高频信息安全场景，设计切实可行的培训项目，系统地教授大学生信息安全操作技能和理论知识。这将有助于大学生更好地认识保护措施的有效性，为发展积极的信息安全行为奠定坚实基础。同时，政府可以鼓励或要求计算机和软件提供商开发更易用的工具或信息提示，提醒大学生采取保护行为。企业应提供有效的保障措施，确保大学生的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优先考虑这种保护，营造良好的信息安全环境，并显著降低大学生在实施保护行为时所承担的时间、技术和经济成本。对于大学生自身而言，应学习更多的信息安全技能和知识，养成日常的保护习惯，并提高隐私意识。当发现账户异常或信息泄露时，应及时通过高校的应急热线或警方服务报告情况，将信息安全保护行为转化为实际行动。

此外，本研究也发现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例如，如何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有效推广信息安全行为？如何在高校内部建立更完善的信息安全机制？如何提高大学生对信息安全行为的接受度和实施意愿？这些问题需要在未来的进一步研究中加以解决。通过更深入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大学生信息安全行为的差异及其背后的原因。同时，结合定性研究方法，可以更全面地揭示信息安全行为形成过程中的心理和社会因素。此外，通过纵向研究，可以更准确地推断信息安全行为的因果关系，从而为制定长期的信息安全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未来研究还可以关注大学生在面对不同类型的网络威胁时的行为反应，以及不同信息安全措施对行为意愿的影响。这些研究将有助于构建更加完善的信息安全行为理论体系，并为高校和相关机构提供更精准的信息安全教育和管理方案。

综上所述，本研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具有重要的价值。理论层面，研究构建了一个以PMT为核心的信息安全管理行为模型，系统地整合了威胁评估和应对评估，为信息安全行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实践层面，研究识别出影响大学生信息安全行为的关键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建议，为高校和相关机构提供了可行的信息安全教育和管理措施。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结合更多的实证数据和理论模型，深入探讨信息安全行为的形成机制，以更好地应对信息经济时代所带来的信息安全挑战。同时，通过跨文化比较研究和混合研究方法的结合，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大学生信息安全行为的差异，从而为全球范围内的信息安全教育和管理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