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的全球负担（1990–2021年）：基于GBD研究的趋势、年龄-性别差异及社会经济动态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Global burden of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1990–2021): trends, age-sex disparities, and socioeconomic dynamics from the GBD study

全球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AMD）疾病负担研究基于GBD 2021数据，评估1990-2021年AMD的全球、区域及年龄性别细分负担。结果显示，病例数和致残年数（YLDs）显著增加（+121%和+91%），但年龄标准化患病率（ASPR）和YLD率（ASYR）持续下降（EAPC ?0.26%和?0.94%）。低SDI地区负担最高且年轻化，高SDI地区高龄病例集中。女性负担高于男性，且年龄差异更显著。研究强调需针对不同人群和地区制定差异化的防控策略。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AMD）是一种严重影响视力的慢性眼病，主要发生在老年人群体中，尤其与黄斑区域的退化密切相关。作为全球范围内导致老年人失明的第三大原因，AMD不仅威胁着人们的视觉功能，还对生活质量、独立性和社会融入能力产生深远影响。该病的高发病率和致残率使得其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议题，尤其是在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加剧的背景下，AMD的负担持续增长，亟需有效的干预措施和政策支持。

本研究旨在通过最新的全球疾病负担（GBD）数据，全面评估AMD在不同国家、地区、年龄组、性别和经济社会发展指数（SDI）水平中的全球负担情况。通过分析从1990年到2021年的数据，研究揭示了AMD在不同地区和人群中的流行病学特征、趋势变化以及存在的不平等现象。研究发现，尽管全球范围内AMD的标准化发病率和致残率有所下降，但实际病例数和致残人数却在增加，这一现象主要归因于人口增长和老龄化趋势的推动。同时，研究也强调了性别差异和SDI水平对AMD负担的影响，显示出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的医疗资源分配和健康政策实施的不平衡。

在区域层面，研究发现低SDI地区的AMD负担最高，这些地区通常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其人口结构更年轻，病例主要集中在55至74岁之间。而高SDI地区如高收入亚太国家，病例则集中在7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这表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AMD的流行病学特征也在发生变化，低SDI地区的AMD负担虽然下降速度较慢，但某些国家甚至出现了上升趋势，凸显了在这些地区加强早期筛查和干预的紧迫性。与此同时，中SDI地区则承担了全球三分之一的AMD病例，其负担的下降趋势相对平稳。

在国家层面，研究发现伊朗、肯尼亚等国家的AMD负担较高，而像南韩、俄罗斯、美国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家则相对较低。这些差异与各国的医疗条件、人口结构以及风险因素控制密切相关。此外，研究还指出，在全球范围内，女性的AMD发病率和致残率普遍高于男性，且随着年龄增长，这种性别差异变得更加明显。女性在老年阶段表现出更高的患病率，可能与更长的平均寿命、更高的慢性炎症反应、更高的黄斑色素密度以及与性激素相关的基因表达或突变有关。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女性在AMD发生过程中更容易受到病理变化的影响。

在年龄分布方面，研究发现AMD的发病率和致残率在不同年龄段存在显著差异。全球范围内，AMD的发病率在65至69岁达到峰值，但致残率最高的是85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体。这种年龄分布模式在不同SDI地区表现各异，低SDI地区的病例更多集中在55至74岁之间，而高SDI地区的病例则更多集中在70岁以上。这一现象表明，随着人口老龄化，AMD的负担在高SDI地区更加突出，而在低SDI地区则由于人口结构较年轻，AMD的负担相对分散。

风险因素方面，研究发现吸烟是AMD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其对AMD的影响尤为显著。当前吸烟者的AMD风险比非吸烟者高出2.5至4.5倍，且随着戒烟时间的延长，风险逐渐降低。然而，研究也指出，女性在吸烟方面的控制更为有效，尤其是在较晚年龄段，其致残率下降速度高于男性。这可能与女性吸烟者体内氧化应激水平较高有关，尤其是更年期后雌激素水平下降，导致黄斑区域的损伤更加严重。此外，研究还发现，尽管吸烟控制在整体上有所改善，但在85岁以上的男性群体中，吸烟相关风险因素的控制仍然存在不足，提示需要加强对这一年龄段男性人群的健康干预。

研究还强调，不同SDI地区的AMD负担存在显著差异，低SDI地区由于医疗资源匮乏、诊断和治疗的可及性较低，导致AMD的负担较高，而高SDI地区由于医疗体系完善，AMD的发病率和致残率下降更为明显。这种差异可能与各国的健康政策实施力度、公众健康教育水平以及对风险因素的控制能力有关。例如，在中国和印度等人口大国，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AMD的负担呈现上升趋势，而在美国、欧洲和新加坡等高收入国家，AMD的发病率和致残率则相对下降。这种趋势的变化反映了不同国家在应对AMD方面的政策效果和医疗资源投入。

在分析AMD负担时，研究还发现，尽管整体上AMD的标准化发病率和致残率有所下降，但绝对病例数和致残人数仍在上升。这一现象可能与全球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基数扩大有关，特别是在8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体中，AMD的负担尤为严重。因此，公共卫生政策应更加关注这一高风险人群，并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同时，研究还指出，不同地区的人口结构和SDI水平对AMD的负担有重要影响，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由于紫外线强度较高、饮食中蔬菜摄入较少，导致AMD的负担较高。因此，针对不同地区的地理和文化特征，制定个性化的健康政策和干预措施，对于降低AMD的全球负担至关重要。

此外，研究还发现，尽管全球范围内AMD的标准化发病率和致残率有所下降，但某些地区和国家的AMD负担仍然在上升。例如，南部和中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由于部落社区较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医疗条件较差，导致AMD的负担增加。这一现象表明，这些地区需要加强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改善AMD的诊断和治疗条件。同时，研究还指出，不同年龄段的AMD负担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与人口结构的变化、医疗资源的分配以及风险因素的控制有关。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最新的GBD数据，揭示了AMD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病学特征和趋势变化，强调了年龄、性别和SDI水平对AMD负担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AMD的发病率和致残率有所下降，但绝对病例数和致残人数仍在上升，尤其是在高SDI地区和8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体中。因此，全球公共卫生政策应更加关注这一高风险人群，并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以降低AMD的负担。同时，研究还指出，不同地区的医疗条件、人口结构和风险因素控制水平对AMD的负担有重要影响，提示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健康政策和干预措施。这些发现为全球公共卫生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有助于更有效地应对AMD带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