妊娠期糖尿病女性产后第一年饮食质量变化轨迹及预测因素：来自Face-it试验的纵向分析

《The Journal of Nutrition》：Dietary changes and their predictors in the first year after childbirth in women with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A post-hoc longitudinal analysis from the Face-it trial

本研究聚焦妊娠期糖尿病(GDM)女性产后饮食管理这一关键问题，通过分析Face-it随机对照试验数据，探讨了产后第一年饮食质量(DQS)的动态变化及其预测因素。研究发现，整体DQS无显著变化，但个体差异显著，肥胖(BMI≥30 kg/m2)、自评饮食不健康及非母乳喂养是饮食改善的独立预测因素。该研究为针对GDM史女性制定个体化饮食干预策略提供了重要循证依据。

　　

妊娠期糖尿病(GDM)是女性在怀孕期间首次出现或发现的糖耐量异常，它不仅会增加孕期并发症风险，如巨大儿、先兆子痫和早产，更深远的影响在于，患有GDM的女性未来发展为2型糖尿病(T2DM)的风险显著增加，尤其是在产后最初五年内风险最高。早期发病的T2DM与死亡率上升密切相关。因此，对GDM女性而言，产后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维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对于降低T2DM风险至关重要。然而，现实情况是，许多女性在孕期能够遵循严格的饮食管理，但在分娩后，这些健康的饮食改变往往难以维持，甚至出现倒退。尽管健康饮食能将T2DM风险降低40-57%，但针对GDM女性产后饮食模式如何演变，以及哪些因素会影响其饮食改善，相关的研究仍然有限。为了填补这一知识空白，一项发表在《The Journal of Nutrition》上的研究，对来自Face-it随机对照试验的数据进行了深入的纵向分析，旨在揭示GDM女性产后第一年饮食质量的变化轨迹及其关键预测因素。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事后纵向分析。该研究利用了Face-it随机对照试验的数据，该试验评估了一项针对近期有GDM史的女性及其家庭的健康促进干预措施。由于干预措施本身对饮食质量未产生显著影响，研究人员将干预组和常规护理组的数据合并进行分析。数据收集时间点为产后基线（约3个月）和随访（产后12个月）。研究核心是评估自我报告的饮食质量，采用经过验证的饮食质量评分(DQS)问卷，该评分基于脂肪、鱼类、水果和蔬菜四大类食物的摄入情况。研究关注的预测变量包括体重指数(BMI)、对T2DM的风险感知、自我感知的饮食习惯、社会支持、母乳喂养状况以及心理健康状况（使用WHO-5幸福感指数）。统计分析采用了配对t检验和调整了随机分组的序数逻辑回归模型。

3.1. 背景特征

本研究最终纳入了232名女性。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32.7岁，绝大多数（92.7%）有伴侣，82%的女性完成了大学或更高教育。基线时，参与者的平均BMI为27.8 kg/m²，其中超重（BMI 25-29.9 kg/m²）者占37.5%，肥胖（BMI ≥30 kg/m²）者占28.9%。大部分女性（70.3%）在基线时处于完全母乳喂养状态。

3.2. 基线和随访时的饮食质量

结果显示，GDM女性产后饮食质量普遍不高。在基线时，仅有19.8%的女性DQS被归类为“健康”，11.6%为“不健康”，绝大多数（68.5%）处于“一般”水平。到12个月随访时，“健康”饮食的比例下降至14.7%，“不健康”比例降至7.8%，而“一般”饮食的比例上升至77.6%。具体到食物组，约67%的女性鱼类摄入量低于每周200克（低于指南推荐的350克）；每天摄入三份以上水果的女性不足10%；每周摄入五份以上蔬菜的女性约占30%，均远低于每日六份果蔬的推荐量。

3.3. 从基线到随访的饮食质量变化

对整体人群的分析发现，从产后3个月到12个月，平均DQS分数未发生统计学上的显著变化（基线: 5.16 ± 1.44，随访: 5.22 ± 1.24）。然而，在个体层面，情况则大不相同。高达66%的女性其DQS分数发生了变化，其中33%的女性饮食质量得到改善，33%的女性饮食质量下降，另有33%的女性没有变化。进一步分析DQS类别变化发现，16%的女性转向了更健康的类别（如从“不健康”到“一般”，或从“一般”到“健康”），而17%的女性转向了更不健康的类别。值得注意的是，基线时自评饮食“不健康”的女性中，有81.5%的人在随访时DQS得到改善；而基线时饮食“健康”的女性中，有73.9%的人DQS分数下降。

3.4. 饮食改善的预测因素

序数逻辑回归分析揭示了几个重要的预测因素。在调整了混杂因素后，与BMI正常（<25 kg/m²）的女性相比，肥胖（BMI ≥30 kg/m²）女性饮食改善的几率高出3.29倍（OR: 3.29, 95% CI: 1.60–6.80），超重（BMI 25–29.9 kg/m²）女性饮食改善的几率高出2.41倍（OR: 2.41, 95% CI: 1.28–4.54）。那些认为自己饮食习惯“不健康”的女性，其饮食改善的几率是自评“健康”者的3.84倍（OR: 3.84, 95% CI: 1.40-10.56）。相反，在基线时完全母乳喂养的女性，其饮食改善的几率比非母乳喂养者低61%（OR: 0.39, 95% CI: 0.18-0.84）。而T2DM风险感知、社会支持（包括家人和朋友的鼓励与劝阻）以及心理健康状况，在本研究中并未显示出与饮食改善有显著关联。

本研究的重要发现在于，GDM女性产后第一年的饮食模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出高度的异质性。尽管从群体层面看，饮食质量平均分没有显著变化，但个体层面的变化非常活跃，改善与恶化并存。这强烈提示，针对此人群的饮食干预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必须考虑个体差异，实施个性化策略。

研究识别出的预测因素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较高的BMI和负面的饮食自我感知成为了饮食改善的“催化剂”。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女性对自身健康风险有更清醒的认识，从而产生了更强的改变动机。另一方面，母乳喂养与饮食改善呈负相关，这可能是因为母乳喂养母亲在产后早期已相对注重饮食，改善空间有限，也可能是因为随着哺乳减少和育儿压力增大，维持或改善自身饮食的优先级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理论上应促进健康行为的因素，如对T2DM的高风险感知和良好的社会支持，在本研究中并未预测饮食改善。这揭示了知与行之间的复杂差距，提示在实际干预中，除了提升认知，更需要帮助女性克服时间限制、育儿负担等现实障碍，并将支持来源具体化（如侧重伴侣支持和持续性医疗指导）。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清晰地表明，GDM女性产后的饮食轨迹是多样化的。基于BMI、饮食自我感知和母乳喂养状况等因素，可以识别出哪些女性更有可能自发改善饮食，哪些女性则需要额外的、有针对性的支持。这些发现强调了在产后常规护理中纳入个性化饮食指导的必要性，从而更有效地帮助GDM女性维持长期健康，降低其罹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未来的研究应关注更长时期的饮食变化，并探索更广泛的心理社会和环境决定因素，以制定更全面、可持续的干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