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强迫症诊断与治疗延迟相关因素的范围综述

《Journal of Obsessive-Compulsive and Related Disorders》:Factors Associated with Delays in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of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A Scoping Review

【字体: 时间:2025年10月24日 来源:Journal of Obsessive-Compulsive and Related Disorders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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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综述系统分析了全球51项研究,揭示了强迫症(OCD)患者从症状出现到获得适当治疗存在显著延迟(平均7-17年)的多层面障碍。核心发现包括:对OCD症状的误解和病耻感是主要个人层面障碍;宗教/文化信仰(如将症状归因于超自然原因)和医疗系统不信任显著影响求医行为;症状严重度、共病(如抑郁)及家庭支持是促使就医的关键因素。研究强调了通过公众教育、减少病耻感及建立文化适应性医疗体系以缩短治疗延迟的迫切性。

  
引言
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OCD)是一种致残性精神障碍,其特征为反复出现的、侵入性的强迫思维(obsessions)和旨在减轻焦虑的强迫行为(compulsions)。尽管存在有效的治疗方法,如认知行为疗法(特别是暴露与反应预防,ERP)和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但全球范围内的OCD患者从症状出现到获得正确诊断和有效治疗之间普遍存在漫长的延迟,平均持续时间可达7年以上,甚至在某些报告中超过17年。这种“未治疗期”(Duration of Untreated Illness, DUI)的长短与较差的治疗结局、更严重的症状以及更高的共病率显著相关。因此,深入理解导致诊断和治疗延迟的因素,对于制定早期干预策略、改善患者预后至关重要。本综述旨在系统梳理和整合现有关于OCD诊断与治疗延迟相关因素的全球研究证据。
延迟的现状与影响
多项研究一致报告了OCD患者令人担忧的治疗延迟现象。例如,一项意大利的研究发现,患者平均DUI长达106个月(约8.8年),其中65%的患者DUI超过24个月。新加坡的一项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显示,OCD的治疗缺口(即需要治疗但未接受治疗的患者比例)高达89.8%,在所有焦虑障碍中位居第二。更令人担忧的是,较长的DUI不仅意味着患者更长时间地承受疾病痛苦,研究还表明其与更低的治疗反应率、更高的基线耶鲁-布朗强迫量表(Y-BOCS)评分以及更复杂的临床症状(如更高的共病率)相关。这表明,延迟治疗可能导致疾病慢性和难治化。
导致延迟的因素:多维度的障碍
通过对纳入研究的归纳分析,延迟因素可被归纳为六大主题:对OCD的误解、对医疗服务的观念与行为、人口学因素、OCD的疾病特征、后勤障碍以及宗教与精神信仰。
误解OCD:认知层面的首要障碍
缺乏对OCD症状的识别和理解是导致延迟最常见的因素之一。许多患者并未意识到他们的重复想法和行为是一种可治疗的医学疾病。他们可能将症状视为个人性格的一部分(如“我只是有点强迫症”),或认为是暂时的压力反应。特别是在疾病早期,症状波动可能强化这种“正常化”认知。此外,公众甚至部分初级医疗保健提供者对OCD典型和非典型表现(如纯强迫思维、隐秘的强迫行为)认识不足,导致误诊或漏诊。例如,有研究发现,超过70%的OCD患者在专科就诊前未被其接诊医生识别出OCD。
对医疗服务的观念与行为:恐惧与不信任
病耻感(Stigma)是寻求帮助的巨大阻力。患者害怕被贴上“精神病”的标签,担心遭受歧视,或给家庭带来耻辱。这种恐惧可能导致患者刻意隐藏症状,拒绝向他人(包括医生)透露真实情况。对心理健康专业人士的不信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部分患者怀疑治疗的有效性,或对药物治疗(如SSRIs)的副作用心存顾虑。此外,一些患者抱有“自己能够处理”的想法,倾向于否认问题的严重性,直到症状严重到无法承受。
人口学因素:差异化的影响
某些人口学特征与延迟相关。研究发现,较早的发病年龄(如童年或青少年期起病)往往伴随着更长的DUI,可能是因为年轻患者更难以识别和表达其症状,或依赖他人(如父母)来发起求助。失业或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可能因经济压力和治疗费用而阻碍求医。研究结果关于性别的影响并不一致,但有的研究表明男性可能比女性延迟更久。种族和民族差异亦被观察到,少数族裔群体可能面临更多的文化不兼容、系统性障碍和对医疗系统的不信任。
OCD的疾病特征:症状本身的影响
OCD的症状特点直接影响求助行为。通常,症状越严重、对日常生活(如工作、学习、社交)的干扰越大,患者寻求治疗的动力就越强。然而,某些特定症状内容反而可能加剧延迟。例如,具有攻击性、性或宗教内容的强迫思维,因其令人羞耻或恐惧,患者更倾向于隐瞒。相反,污染/清洁等相对“外化”的症状可能更容易被他人察觉并促使就医。共病其他精神障碍(如抑郁症、抽动障碍)是一把双刃剑,有时共病带来的痛苦会促使患者就医(从而偶然发现OCD),但有时复杂的临床表现也会增加诊断难度。
后勤障碍:现实世界的壁垒
即使患者有求助意愿,现实的 logistics 障碍也可能使其却步。这包括治疗的经济成本、保险覆盖不足、交通不便、就诊时间与工作冲突,以及在某些地区心理健康服务资源匮乏、等候名单过长等。这些结构性障碍在资源匮乏地区和低收入群体中尤为突出。
宗教与精神信仰:文化背景的塑造
在许多文化背景下,尤其是宗教氛围浓厚的地区,OCD症状首先被解释为宗教或精神问题(如“中邪”、“罪孽”或“信仰不纯”)。因此,患者及其家庭可能优先求助于宗教领袖、传统疗法或 Faith Healers,而非专业医疗人员。这种求助路径的差异,以及将症状归因于超自然力量的信念,是导致延迟的重要文化因素。在某些情况下,宗教仪式甚至可能无意中强化了强迫行为。
促进及时求助的因素
尽管障碍重重,一些因素也被证实能促进早期求助。强有力的社会支持,特别是来自家人和朋友的鼓励与推动,是促使患者迈出求助一步的关键外力。当症状严重干扰个人功能,导致明显痛苦或功能损害时,患者更可能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寻求帮助。此外,通过媒体、网络或教育途径获得准确的OCD知识,对治疗效果抱有积极期望,也能有效减少延迟。
结论与展望
本综述清晰地表明,OCD的诊断与治疗延迟是一个涉及个体认知、情感、行为、社会文化及医疗系统等多层面的复杂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综合性的策略:
  1. 1.
    公众教育与去污名化:提高公众和初级保健医生对OCD早期表现的识别能力,通过宣传减少对精神健康问题的病耻感。
  2. 2.
    文化胜任力培养:培训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理解和尊重患者的宗教和文化背景,并与社区、宗教领袖合作,建立桥梁。
  3. 3.
    改善服务可及性:通过政策干预降低治疗经济负担,利用远程医疗等技术手段克服地理和资源障碍。
  4. 4.
    早期识别与干预:在学校、社区等场景推广心理健康筛查,实现早发现、早转介、早治疗。
未来的研究应更多关注中低收入国家、不同文化群体以及特定亚群(如早发OCD)的延迟因素,并开发及评估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最终,通过多方协作,共同努力缩短OCD患者的痛苦旅程,改善其长期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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