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治性肾输尿管切除术后同时发生肾盂和输尿管尿路上皮癌的肿瘤学结局：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

《Urological Science》：Oncological outcome of concurrent renal pelvis and ureteral urothelial carcinoma after radical nephroureterectomy: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本研究旨在分析肾盂输尿管移行细胞癌（UTUC）患者在接受根治性肾输尿管切除术（RNU）后，多器官受累对肿瘤学预后的影响。通过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1313例局部UTUC患者，根据肿瘤位置分为三组：仅肾盂（KO）、仅输尿管（UO）和肾盂及输尿管同时受累（KU）。结果显示，KU组在膀胱内复发-free生存期、癌症特异性生存期和总体生存期方面均显著低于其他两组（P<0.001）。结论表明，多器官受累是UTUC预后评估的重要预测因素。

　　本研究聚焦于上尿路移行细胞癌（Upper Tract Urothelial Carcinoma, UTUC）患者在接受根治性肾输尿管切除术（Radical Nephroureterectomy, RNU）后的肿瘤学结果，特别是多器官受累对预后的影响。UTUC是一种相对罕见但具有高度侵袭性的癌症，主要发生在肾盂和输尿管部位。尽管其发病率较低，但在台湾地区却呈现出较高的发生率，这与当地传统草药中含有的马兜铃酸（Aristolochic Acid）有关，这类草药的使用可能增加了患者罹患该病的风险。此外，多发性肿瘤在台湾地区的UTUC患者中也较为常见，因此多器官受累的临床意义和预后价值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

UTUC的治疗通常以RNU为主，该手术不仅切除肾脏，还涉及输尿管的切除，旨在彻底清除病灶。然而，即便经过手术治疗，部分患者仍面临肿瘤复发或转移的风险。为了更好地评估这些患者的预后，本研究将患者按肿瘤位置分为三组：仅肾盂受累（Renal Pelvis Only, KO）、仅输尿管受累（Ureter Only, UO）以及同时涉及肾盂和输尿管的多器官受累（Concurrent Renal Pelvis and Ureter, KU）。通过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方式，研究团队收集了1313例接受RNU治疗的UTUC患者的数据，并分析了不同肿瘤位置对复发率、癌症特异性生存率（Cancer-Specific Survival, CSS）以及总体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 OS）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KU组患者的预后明显较差。具体而言，在无膀胱复发的生存率（Intravesical Recurrence-Free Survival, IVRFS）、无非移行细胞复发的生存率（Nonurothelial Recurrence-Free Survival, NUTRFS）以及癌症特异性生存率（CSS）和总体生存率（OS）方面，KU组均显著低于KO和UO组。这种差异表明，肿瘤同时侵犯多个器官可能对患者的长期生存和复发风险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多器官受累被视为一个关键的预后因素，对临床决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进一步分析显示，KU组患者中高分化肿瘤的比例显著高于KO和UO组，这可能意味着肿瘤的生物学行为更为侵袭性。此外，KU组中同时存在膀胱癌（Concurrent Bladder Cancer, BCa）的比例也明显增加，这可能提示肿瘤在上尿路的多发性受累与膀胱癌的发生存在某种联系。病理特征如淋巴管血管浸润（Lymphovascular Invasion, LVI）和变异组织学类型（Variant Histology）在KU组中更为常见，这些特征通常与较差的预后相关。尽管在某些参数上未发现显著差异，如年龄、性别和吸烟史，但这些变量在多变量分析中仍可能影响患者的复发和生存率。

从治疗策略来看，本研究指出，对于多器官受累的UTUC患者，术后需要更加谨慎的随访和治疗。尽管RNU是标准治疗方式，但术后仍需进行膀胱内灌注治疗以降低复发风险。此外，对于出现非移行细胞复发的患者，目前的治疗方案通常包括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和化疗药物的联合使用。然而，由于肿瘤负荷对免疫治疗效果的影响，早期发现和干预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对于高风险患者，实施更积极的随访和治疗策略，如术后立即进行灌注治疗或维持治疗，可能有助于改善预后。

在讨论部分，研究者进一步探讨了多器官受累的可能机制。一方面，肿瘤同时侵犯多个部位可能反映了广泛性的癌变，增加了局部和全身复发的风险；另一方面，肿瘤种植理论（Seeding Hypothesis）认为，肿瘤细胞可能通过尿液流动扩散至其他部位，从而导致多发性病变。此外，研究还指出，多发性肿瘤可能对癌症特异性生存率和总体生存率产生更大的影响，而不仅仅是肿瘤位置本身。因此，未来的临床研究需要更加关注多发性肿瘤的分子机制，以期找到更有效的治疗方法。

尽管本研究的样本量较大，且随访时间较长，但其局限性也值得关注。首先，由于是回顾性研究，可能存在选择偏倚，例如部分患者未接受术前活检或细胞学检查，这可能影响对肿瘤性质的判断。其次，研究未深入探讨肿瘤的分子机制，这可能限制了对肿瘤生物学行为的全面理解。此外，随访时间的不一致也可能导致数据偏差，但通过电话随访等方式，研究团队尽量减少了这一影响。

总体而言，本研究强调了多器官受累在UTUC患者预后评估中的重要性，并指出对于这类患者，需要采取更加个性化的治疗和随访策略。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肿瘤的分子特征，以期为临床提供更精准的诊断和治疗方案。同时，加强前瞻性研究，将有助于减少当前研究中的局限性，并为临床实践提供更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些发现不仅对UTUC的临床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也为相关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