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的怪诞表征：1906年旧金山地震与1923年关东大地震明信片中的文化叙事解析及其对灾害风险削减（DRR）的启示

《Progress in Disaster Science》：Grotesque representations of catastrophe: interpreting cultural narratives in disaster postcards of the 1906 San Francisco Earthquake and 1923 Great Kantō Earthquake

本刊特荐：为探究不同文化如何通过视觉叙事处理灾难创伤，研究人员聚焦1906年旧金山地震和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627张明信片，运用比较历史学和符号学方法进行内涵分析。研究发现，美国明信片多采用讽刺幽默，体现个人主义、问责和归咎文化；日本明信片则描绘大规模死亡的恐怖景象，嵌入集体危险观、羞耻感和无过错文化。此研究揭示了怪诞作为一种文化韧性机制的功能，为将文化视角整合进灾害风险削减（DRR）政策提供了关键见解。

　　

当灾难来袭，它摧毁的不仅是建筑与生命，更冲击着社会的秩序与人们的心灵。如何理解和传达这种极端的创伤体验，不同的文化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二十世纪初，两次震级同为7.9级的巨大地震——1906年发生在美国的旧金山大地震和1923年发生在日本的关东大地震，不仅造成了惨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也催生了大量记录灾难的明信片。这些明信片并非简单的影像记录，它们如同文化的棱镜，折射出不同社会处理灾难、死亡和集体创伤的独特方式。为何面对相似的灾难，美国的明信片充满了讽刺与幽默，而日本的明信片却弥漫着死亡与恐怖的氛围？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这些问题对于深入理解灾害风险削减（Disaster Risk Reduction, DRR）至关重要，因为有效的防灾减灾策略必须与社区的核心价值观相契合。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发表在《Progress in Disaster Science》上的研究论文《灾难的怪诞表征：解读1906年旧金山地震和1923年关东大地震灾难明信片中的文化叙事》进行了一项开创性的探索。该研究由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的Larissa Casteliani Marinho Falcao和Norio Maki合作完成，他们对627张描绘这两场地震的明信片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历史学和符号学分析。研究旨在剖析“怪诞”（Grotesque）这一美学概念如何在不同文化框架下塑造灾难的视觉和叙事表达，从而为DRR研究贡献关于风险感知的诠释维度。

研究人员采用的主要技术方法包括：1）比较历史分析法，通过对有限但具有代表性的明信片样本（旧金山地震289张，关东大地震338张）进行比对，从中提炼出跨越大量生产品的显著模式和相似性；2）符号学内涵分析，运用 Laurent Gervereau 的图标学方法，超越图像的表层含义（能指），深入探究其象征意义（所指），解读艺术家选择特定符号的潜在意图和文化背景；3）比较视觉方法，遵循 Edward Tufte 的原则，通过并置相似的视觉元素，识别其中反复出现的符号、构图特征（如意象、色彩、母题），从而归纳出趋向于怪诞下属类型——讽刺（Satire）或恐怖（Macabre）的模式和程度。样本主要来源于旧金山湾區明信片俱乐部的汇编和京都大学的藏品。

研究结果

1. 引言：怪诞作为理解灾难的透镜

研究开篇指出，灾难明信片能激起人们矛盾的情感，这种吸引与排斥并存的特质正是怪诞的特征。怪诞源于对常规秩序的颠覆，能引发混乱、崩溃等情绪，尤其当它挑战“生命价值”这一核心文化观念时。怪诞可偏向幽默讽刺，也可偏向恐怖死亡。该研究提出核心问题：不同文化如何通过灾难明信片处理灾难？答案将有助于制定更符合社区文化的DRR政策。

2. 美国：风险、问责、归咎与讽刺性明信片

在美国文化中，风险（Risk）概念与个人责任、问责和归咎紧密相连。公民倾向于要求政府为灾难后果负责。这种文化背景为讽刺性怪诞表达提供了土壤。

对1906年旧金山地震明信片的分析发现，其中大量采用卡通漫画形式进行讽刺。例如，B. K. Leach 的系列明信片用红黑两色描绘惊慌失措的市民和象征混乱的砖块与火焰，红色强化了批判和不满的情绪。画中常出现拟人化的小狗，作为理性的代言人，讽刺人类的慌乱和制度的失效。这些明信片批判了建筑质量、政府应对迟缓、保险理赔困难（如S. Levy描绘的“蜗牛赛跑”）、灾后重建中的劳工问题（如C. A. McDonald 描绘的拥挤电车）以及生活的不便（如Gardner描绘的漫天灰尘）。讽刺手法通过幽默化解了灾难的恐怖，使公众能够以一定的心理距离审视失败和不足，体现了通过个体问责来寻求控制和改善的文化心态。

3. 日本：危险、羞耻、无过错文化与恐怖性明信片

日本文化中缺乏与“Risk”完全对应的词汇，更常用“危险”（Danger）这一更具体的概念。社会强调集体和谐与羞耻感（Shame），决策过程注重事前协商（根回し, Nemawashi），并发展出无过错（No-fault）文化，倾向于共同承担责任而非追究个人责任。同时，神道教的“秽（Kegare）”观念将死亡视为不洁和神圣秩序的中断，而佛教则负责处理死亡和来世事宜，历史上如“九相图（Kusōzu）”等艺术形式直观展示了尸体腐烂过程，以引导人们参悟生死。

对1923年关东大地震明信片的分析显示，其基调是恐怖的。许多明信片直接展示了触目惊心的大规模死亡场景，如本所被服厂遗址堆积如山的烧焦尸体和骨骸（图5, 图40-43），以及横滨等地类似的惨状（图6, 图37-39）。这些图像被一些社会精英解读为“天谴（Tenken）”，是对当时日本社会道德堕落（如个人主义、物欲横流）的神圣惩罚。公开暴露大量尸体，打破了日本文化中对身体隐私和端庄的重视，造成了深层的文化创伤和羞耻感。然而，通过记录在灾难现场举行的联合佛教追悼仪式等（图42），明信片也展示了社会如何通过集体哀悼和宗教仪式来净化创伤、重建秩序，体现了面对共同危险时集体的应对机制。

4. 比较分析

对比分析揭示，两国的明信片都运用了怪诞美学来应对秩序崩塌的创伤现实，但侧重点截然不同。美国倾向于“讽刺性怪诞”，通过幽默和批判来强调个人责任和制度问责，反映了其个人主义、风险归咎的文化。日本则倾向于“恐怖性怪诞”，通过对死亡和污秽的直接展示，引发集体性的羞耻感、道德反思和通过仪式达成的净化，反映了其集体主义、危险共担和无过错的文 化。这两种怪诞模式都作为一种文化韧性机制，帮助社会从心理和象征层面处理灾难，但路径迥异。研究强调，这种差异并非绝对，但主导倾向清晰地反映了深层的文化价值观。

结论与意义

该研究得出结论，灾难本身具有怪诞特质，而灾难明信片作为广泛流通的视觉媒介，是文化处理创伤的重要工具。通过分析这些明信片中的怪诞表征（讽刺与恐怖），可以深刻理解不同社会如何感知风险、构建灾难叙事并构建韧性。

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文化视角引入了灾害风险削减（DRR）领域。研究表明，灾难准备和响应不仅是技术挑战，更是深刻的文化过程。成功的DRR政策和实践必须考虑到社区特定的文化价值观、符号体系和社会心理。例如，在强调个人问责的文化中，DRR沟通可借鉴讽刺艺术的批判精神；在注重集体和谐与羞耻感的文化中，则需重视集体记忆、哀悼仪式和道德教化的作用。因此，将文化解读维度纳入DRR战略，有助于制定出更接地气、更具共鸣且更可持续的减灾方案，真正实现与社区价值的对齐。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其他文化背景下的灾难表征、边缘化群体的声音以及跨国界的符号交流，从而更全面地理解符号、文化和韧性之间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