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能力建设中的张力解构：公共住房区域青少年闲暇体力活动协同生产过程的质性研究

《SSM -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Health》：Unpacking tensions in community capacity building A qualitative examination of a co-production process to support children’s and adolescents' leisure-time physical activity in public housing areas.

本文针对社区能力建设在促进青少年闲暇体力活动(LTPA)实践中常被忽视的复杂性与内在张力，开展了一项深入的质性研究。研究人员通过观察27场协同生产(co-production)工作坊及开展焦点小组访谈，剖析了不同利益相关方在合作过程中的角色模糊、资源竞争以及对研究设计的挫败感。研究发现，参与者更关注具体活动方案的落地成效，而非社区能力(community capacity)本身的构建，这揭示了将能力建设与项目成果置于同等优先地位的重要性。该研究为健康促进领域的参与式实践提供了关键反思，论文发表于《SSM -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Health》。

　　

在当代健康促进领域，社区能力建设(community capacity building)被广泛视为一种富有价值的路径，特别是在解决弱势群体的健康不平等问题方面。然而，尽管其理念备受推崇，关于如何在实际中，尤其是在促进儿童和青少年闲暇体力活动(Leisure-Time Physical Activity, LTPA)的语境下有效实施社区能力建设，现有的研究却存在显著空白。许多相关倡议往往嵌入在更广泛的预防肥胖项目中，而非作为一个独立的目标被深入探讨。更为关键的是，学术文献中普遍存在着一种“乐观主义”倾向，常常强调社区驱动方法的益处，却较少报告其中必然伴随的挑战、抵抗和内在张力。例如，当不同背景的利益相关方——如市政雇员、社会工作者、体育俱乐部代表等——被聚集在一起，试图通过“协同生产”(co-production)来共同解决问题时，他们如何理解这一过程？他们的承诺如何维系？角色与资源的模糊与竞争又如何影响合作成效？这些深层次的互动过程，恰恰是理解社区能力建设成败的关键，却也是当前知识体系中的薄弱环节。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项发表在《SSM -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Health》上的研究，决定深入“解构”社区能力建设过程中的这些张力。研究团队将目光投向了丹麦的四个公共住房区域，这些区域的居民健康状况普遍较差，青少年参与闲暇体力活动的比例也较低。研究旨在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参与协同生产过程的利益相关方，如何为他们所经历的社区能力建设过程赋予意义？为了捕捉这一动态的、在互动中建构的意义，研究没有采用传统的、关注静态结果的评估方式，而是转向了质性研究范式，特别是符号互动主义(symbolic interactionism)的视角。该视角认为，意义并非事物固有，而是在人们的社会互动中不断被协商和建构的。这意味着，要理解社区能力建设，就必须深入参与者的互动现场，聆听他们如何谈论、协商乃至争论这一过程。

为开展这项研究，研究人员主要运用了三种关键技术方法：首先是参与式观察，第一作者深入参与了在四个公共住房区域开展的共27场协同生产工作坊，详细记录了利益相关方之间的言语和非言语互动、角色协商以及合作动态；其次是焦点小组访谈，在每个研究区域结束后分别组织了一场由4名左右参与工作坊的利益相关方（包括市政雇员、住房社会工作者、体育俱乐部代表、区域性体育组织员工等）参加的讨论，并通过一组访谈引导问题，探讨他们对过程的体验和解读，此外，还对一位无法参加焦点小组的参与者进行了个别访谈；第三是反思性主题分析(reflexive thematic analysis)，对观察笔记和访谈转录文本进行系统编码和分析，其分析框架主要借鉴了Robert Chaskin提出的社区能力四大特征（社区意识、承诺水平、解决问题能力、资源获取），以理论指导下的视角梳理出核心主题。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的样本队列来源于丹麦两个大城市行政区的四个特定公共住房区域，这些区域的选定是基于其居民在健康和社会经济指标上相较于城市平均水平处于明显劣势的既定事实。

研究结果通过四个核心主题呈现，分别对应Chaskin理论框架的四个维度，揭示了协同生产过程中的复杂图景。

4.1. ’我们是为了青少年而来’（社区意识）

分析表明，所有参与者最初都共享着一个为社区青少年创造积极改变的愿景。然而，这种表面的共识之下，潜藏着对目标群体（青少年及其家庭）的不同理解和期望。例如，体育俱乐部代表往往期望青少年能适应俱乐部现有的规范和框架（如付费、家长参与），而其他参与者则更倾向于在社区内创设“低门槛”的活动。这些差异在互动中不断被协商，甚至促使一些参与者开始反思和挑战既有的工作模式，例如，认识到活动不一定非要在传统的体育场馆内举行。这个过程虽然产生了张力，但也为新的、更具包容性的社区意识的形成创造了空间。

4.2. 谁拥有这个项目？（承诺水平）

研究发现，参与者的承诺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整个过程中持续被协商。一个突出的现象是项目被“人格化”，参与者常使用“项目要求……”这样的表述，而非“我们决定……”，这反映了所有权和责任的模糊。这种模糊性部分源于项目作为“研究项目”的身份，其预设的协议和框架有时被参与者视为缺乏灵活性，阻碍了“真实生活”中的实践。此外，关于角色和责任的持续争论，特别是当涉及到为共同开发的活动招募青少年参与者这一关键任务时，导致了挫败感和参与度的波动。尽管面临挑战，研究中也不乏体现高度承诺的实例，如参与者主动引入新成员或尝试非正式途径接触青少年。

4.3. 真正的协同生产？（解决问题能力）

研究表明，参与者将协同生产主要视为实现“为青少年开发活动”这一具体目标的手段，而非将社区能力建设本身视为一个重要的成果。在工作坊的创意生成阶段，合作氛围通常积极而富有成效。但当需要将想法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计划并分配责任时，挑战便显现出来。许多参与者视自己的角色为提供知识和想法（“动脑”），而非实际行动（“动手”），这导致从“共识”到“共行”的转换困难。当开发的活动未能成功吸引大量青少年参与时，许多参与者感到失望，并将此视为项目不成功的标志，即使过程中已经产生了新的知识、网络关系等社区能力要素。

4.4. 资源竞争

资源的获取和动员是社区能力的关键，但本研究揭示了“资源竞争”如何成为阻碍。参与者在其各自组织中所处的位置，影响了他们能为项目投入多少时间和精力。当项目目标与参与者所在组织的核心战略和优先事项不完全一致时，他们调动资源的意愿和能力就会受限。此外，该项目与其他旨在支持相同社区和群体的类似倡议并存，有时被视为在争夺有限的关系、空间和组织资源，而非形成互补，这进一步影响了参与的可持续性。

归纳研究结论和讨论部分，本研究的重要贡献在于它挑战了社区能力建设作为一种“ inherently valuable”（天生有价值）方法的普遍假设。通过细致的质性分析，文章揭示了一个核心矛盾：尽管项目初衷是同时重视社区能力建设过程和具体项目成果（即平行轨道模型，parallel-track model），但大多数参与者实际上只将能力建设视为达成具体活动目标的工具，而非一个有内在价值的目标。当活动实施遇到困难（如招募青少年参与不足）时，即使过程中已经培养了初步的社区能力（如新的合作关系、知识共享），项目也容易被参与者判定为不成功。这种对成功标准的不同理解，是导致挫败感和参与度下降的重要原因。

讨论部分进一步指出，社区能力建设的价值并非固有，而是在利益相关方的互动和意义赋予过程中被社会性地建构的，并且必然充满争议。未来的类似倡议需要更明确地认识和应对这种张力，例如，通过持续地、明确地将能力建设作为与项目成果同等重要的目标来沟通和培育（即贯彻平行轨道模型），并确保项目设计与参与者的组织议程和角色更好地结合。此外，研究也反思了本项目中青少年参与程度有限（主要限于一次工作坊中的信息提供）可能带来的局限，并建议未来可考虑采用青年参与式行动研究(Youth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YPAR)等模式，让青少年更深入地参与到决策和行动中。

总之，这项研究通过深入“协同生产”过程的“引擎室”，为健康促进领域的参与式实践提供了宝贵的批判性视角和深刻启示。它强调，成功的社区能力建设不仅需要良好的意愿和共享的愿景，更需要正视并积极管理合作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角色模糊、资源竞争和意义协商等内在张力。这对于旨在通过社区赋权来促进健康公平的研究者和实践者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