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社会支持网络最为重要？在韩国LGB群体中，恋爱暴力、内化的恐同心理以及自我隐藏现象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Psychology & Sexuality》：Which social support network matters? dating violence, internalised homophobia, and self-concealment among South Korean LGB individuals

本研究以韩国LGB群体为对象，通过在线调查分析约会暴力受害如何通过内部化同性恋恐惧中介影响自我隐藏行为，并检验财务、身体、情感支持网络的三种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内部化同性恋恐惧显著中介两者关系，但仅情感支持网络存在调节效应（方向与假设相反），提示文化背景可能改变社会支持的作用机制。

　　本研究探讨了韩国LGB群体中约会暴力经历如何影响自我隐瞒，特别关注内部化同性恋恐惧作为中介因素，以及三种类型的社会支持网络（经济、身体和情感支持）作为调节因素。研究通过在线问卷收集了206份有效数据，分析了三个调节中介模型，分别考察了不同社会支持网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内部化同性恋恐惧显著中介了约会暴力经历与自我隐瞒之间的关系。在三种调节因素中，只有情感支持网络在约会暴力经历与内部化同性恋恐惧之间，以及内部化同性恋恐惧与自我隐瞒之间表现出显著的调节作用。总体而言，三种社会支持网络在调节中介模型中均未表现出显著的调节作用。基于研究结果，文章还提出了对研究和实际干预的讨论和未来方向，重点聚焦于内部化同性恋恐惧和经济及情感支持网络的作用。

研究指出，约会暴力不仅涉及身体和性虐待，还与控制受害者心理和行为密切相关。根据权力与控制轮理论，人际暴力不仅仅是攻击行为，而是维持权力关系的一部分。此外，背景-情境模型也揭示了情境压力与个体认知如何共同作用，导致施暴者的暴力行为。因此，理解人际暴力的框架往往围绕权力如何在个体和社会文化背景下发挥作用，并强调这些动态如何影响受害者的自我认知和长期的心理健康。

研究进一步指出，约会暴力对边缘化群体，特别是LGB群体的影响尤为显著。这一现象可以用少数群体压力理论来解释，即这些群体由于社会排斥、污名和歧视而面临系统性脆弱性。尽管韩国尚未建立完善的制度和法律支持体系，但最近的全国性统计数据表明，约会暴力在韩国呈现明显的性别差异，施暴者大多为男性，占比超过80%。

自我隐瞒和内部化同性恋恐惧可能是LGB群体在经历约会暴力后产生的心理结果。特别是在文化背景下，同性伴侣暴力常被忽视，这种经历可能引发羞耻感和暴露风险的恐惧，导致受害者压抑自我认同、情感或经历。已有文献指出，社会支持网络对于LGB群体具有保护作用，可以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使受害者在不担心被拒绝的情况下披露与自我认同相关的信息。

然而，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西方群体，对东方语境下的适用性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解答。此外，以往的研究往往将社会支持网络局限于情感支持，忽略了经济和身体支持的重要性。因此，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通过非西方视角，探讨内部化同性恋恐惧与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网络（经济、身体和情感支持）在韩国LGB群体中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影响自我隐瞒。

研究中使用的变量包括独立变量（约会暴力经历）、中介变量（内部化同性恋恐惧）、调节变量（社会支持网络）和协变量（年龄、性别认同、性取向、出柜经历、居住地、月平均收入、教育水平、主观健康状况和社会经济地位）。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中，研究者使用了SPSS v.29和Process Macro v4.3进行统计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皮尔逊相关分析和中介分析。通过5000次自助抽样方法，研究者获得了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稳健置信区间，以评估统计显著性。

研究结果表明，内部化同性恋恐惧显著中介了约会暴力经历与自我隐瞒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约会暴力经历与内部化同性恋恐惧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而内部化同性恋恐惧与自我隐瞒之间也存在显著正相关。然而，当引入社会支持网络作为调节变量后，三种类型的支持网络均未表现出显著的调节作用。特别地，情感支持网络在约会暴力经历与内部化同性恋恐惧，以及内部化同性恋恐惧与自我隐瞒之间的调节作用表现出与假设相反的方向性。这一结果表明，社会支持网络可能并非统一的保护因素，而是与具体文化背景相关。

在讨论部分，研究指出，尽管已有文献强调社会支持对LGB群体的重要性，但本研究更关注他们在约会暴力背景下的经历。研究发现，内部化同性恋恐惧在约会暴力经历与自我隐瞒之间起到关键中介作用。对于处于对同性恋不合法或不被接受的文化环境中，约会暴力可能加剧自我羞耻和恐惧，从而导致自我隐瞒。这种自我隐瞒可能成为一种生存策略，以减少进一步的伤害风险。

研究还指出，社会支持网络的类型对调节效应具有重要影响。情感支持网络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强化而非缓解内部化同性恋恐惧与自我隐瞒之间的关系，这可能与东亚文化中家庭成员作为主要情感支持者的角色有关。在这些文化背景下，家庭成员可能对同性恋者施加更多的社会期望和隐性压力，导致情感支持网络在某些情况下成为加剧自我隐瞒的因素。

此外，研究强调了经济和身体支持网络在调节效应中的不足。这些支持网络可能不如情感支持网络那样直接关联到心理过程，因此在韩国LGB群体中可能难以被有效利用。同时，研究也指出，由于调查涉及敏感话题，如暴力和污名，可能存在一定的报告偏差。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考虑更大的样本量和更长的追踪时间，以更准确地评估这些中介路径。

研究的实践和政策意义在于，应针对东亚LGB群体在约会暴力中的经历，设计专门的干预措施，以应对深层次的身份污名和创伤。这包括提供身份肯定的心理支持和咨询，以及制定包容性的政策，以直接支持韩国的性少数群体。此外，社区项目应提高对不同社会支持网络作用的认识，并探索如何通过情感支持网络减少自我隐瞒。未来的研究还需考虑其他因素，如社会支持网络以外的变量，以更全面地理解这些中介路径。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韩国LGB群体中约会暴力经历与自我隐瞒之间的复杂关系，强调了内部化同性恋恐惧的中介作用以及社会支持网络的调节作用。尽管情感支持网络在某些情况下表现出强化作用，但整体而言，社会支持网络未能显著调节中介效应。这一发现为未来的干预措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同时也指出了研究中的局限性，如样本量较小和文化差异的考虑不足。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这些因素，并设计更有效的支持体系，以促进LGB群体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