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至2021年间育龄妇女抑郁症的全球、区域和国家负担及时间趋势：一项全球性分析

《Medicine》：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burden and temporal trends of depressive disorders in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1990 to 2021: A worldwide analysis

女性育龄期抑郁障碍的全球疾病负担呈现持续上升趋势，1990-2021年间DALYs增长69%，高SDI地区增幅达1.2%年。年龄标准化率与SDI呈显著正相关（P<0.001），但当前率无显著相关性。预测至2030年负担仍将增长，需针对不同SDI区域制定差异化的心理健康策略，重点加强低资源地区产前产后抑郁筛查及高SDI地区职场压力干预。

　　### 了解抑郁障碍对育龄女性的全球影响

抑郁障碍（Depressive Disorders, DD）作为全球公共健康的重要问题，其影响正在逐步扩大。特别是在育龄女性群体中，这种疾病带来的负担尤为显著。育龄女性通常指年龄在15至49岁之间的女性，这一阶段的女性面临着多种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的交织，容易受到抑郁的影响。研究显示，从1990年到2021年，全球范围内育龄女性抑郁障碍的负担持续上升，不仅体现在疾病发生率和严重程度上，还表现在导致残疾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 DALYs）的增加。这一趋势表明，抑郁障碍对育龄女性的健康影响正日益加剧，因此需要采取更加有效的干预措施来减轻其带来的负担。

#### 抑郁障碍的普遍性和对育龄女性的影响

抑郁障碍是一种常见的情感障碍，其发生可能与神经递质失衡、遗传因素、心理压力、炎症反应以及神经损伤等多种因素有关。在不同的年龄段中，抑郁障碍的发生率呈现出一定的差异。研究发现，育龄女性中抑郁障碍的发生率明显高于男性，这种性别差异在不同地区普遍存在。这一现象可能与女性在社会中承担的多重角色、生理周期中的变化以及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均衡有关。此外，育龄女性在怀孕、分娩以及产后阶段更容易受到抑郁的影响，这些阶段可能伴随着激素水平的波动、心理压力的增加以及对家庭和工作平衡的挑战。

全球范围内，育龄女性抑郁障碍的负担显著增加。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21年，育龄女性抑郁障碍的DALYs数量从1240万增加到2100万，增长了69%。这一增长趋势不仅反映了抑郁障碍在育龄女性中的普遍性，也揭示了其对全球公共健康体系的挑战。尽管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存在差异，但总体来看，抑郁障碍对育龄女性的健康影响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个体层面，对家庭、社区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社会经济指数与抑郁障碍负担的关系

社会经济指数（Socio-Demographic Index, SDI）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它涵盖了人均收入、教育水平、生育率以及医疗资源等多方面的数据。研究表明，抑郁障碍的发生率与SDI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具体而言，从1990年到2021年，抑郁障碍的年龄标准化发生率、患病率和DALYs率均与SDI水平呈显著正相关。这一发现意味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抑郁障碍的负担可能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在高SDI地区，尽管抑郁障碍的当前发生率较高，但其增长速度也更快，这可能与这些地区较高的生活压力、社会竞争以及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度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抑郁障碍的当前发生率与SDI之间没有显著的统计学关联，但其年均增长率（Average Annual Percentage Change, AAPC）与SDI之间却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性。这表明，社会经济的发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抑郁障碍的发生趋势。例如，在高SDI地区，抑郁障碍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2%，而在低SDI地区，这一增长率相对较低。这种趋势可能反映了不同地区在心理健康服务、医疗资源和政策支持方面的差异。

#### 全球和地区层面的抑郁障碍趋势

从全球角度来看，抑郁障碍的负担在不同地区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例如，在2021年，高收入北美地区、中非地区和澳大利亚地区的抑郁障碍DALYs率最高，分别为1929.21、1695.2和1563.09每10万人。而东亚洲、东南亚和大洋洲的DALYs率相对较低，分别为560.51、683.77和720.59每10万人。这一现象可能与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文化背景以及心理健康服务的普及程度有关。

在不同SDI区域中，抑郁障碍的发生率和患病率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高SDI区域的年龄标准化发生率（Age-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e, ASIR）和患病率（Age-Standardized Prevalence Rate, ASPR）均较高，而低SDI区域则相对较低。这种趋势可能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对抑郁障碍发生率的影响。尽管高SDI区域拥有更完善的医疗体系和社会支持，但其抑郁障碍的发生率却更高，这可能与这些地区更高的生活压力和社会竞争有关。

#### 未来趋势预测与应对策略

基于Bayesian年龄-时期-队列（BAPC）模型的预测显示，到2030年，育龄女性抑郁障碍的负担仍将持续上升。这一预测结果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表明在未来的公共卫生策略中，需要特别关注育龄女性群体的抑郁问题。特别是在高SDI地区，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较快，抑郁障碍的发生率和增长速度可能更为显著，因此需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心理支持以及改善社会环境。

在低资源地区，由于缺乏有效的心理健康服务，抑郁障碍的负担可能更加严重。因此，政策制定者应优先考虑在这些地区扩大孕期和产后抑郁筛查的覆盖范围，同时加强对心理健康服务的投入。此外，对于高SDI地区，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减轻工作场所的压力，例如引入弹性工作时间、提供保密的心理咨询以及推广数字认知行为疗法等。这些措施有助于改善育龄女性的心理健康状况，减少抑郁障碍的发生率和患病率。

#### 抑郁障碍的年龄分布特征

研究还发现，抑郁障碍的发生率和患病率在不同年龄段中存在一定的差异。总体而言，抑郁障碍的负担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尤其是在45至49岁年龄段中最为显著。这一现象可能与女性在更年期期间激素水平的波动、心理压力的增加以及社会角色的变化有关。然而，与SDI相比，年龄对抑郁障碍的影响相对较小，这表明社会经济因素在塑造抑郁障碍的发生趋势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

在不同SDI区域中，抑郁障碍的年龄分布特征也有所不同。例如，在高SDI区域，抑郁障碍的发生率和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上升，而在低SDI区域，这一趋势则较为平缓。这可能与不同地区在心理健康服务、社会支持和医疗资源方面的差异有关。此外，研究还发现，不同抑郁障碍亚型（如重度抑郁症和持续性抑郁）的发生率和患病率也存在差异。重度抑郁症的发生率显著高于持续性抑郁，这可能与诊断标准的不一致以及患者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认知程度有关。

#### 未来研究的方向

尽管本研究提供了关于育龄女性抑郁障碍负担的重要信息，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GBD），而这些数据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特别是在低收入国家中，由于数据收集和报告的不完善，研究结果可能受到一定影响。其次，研究中未能获取与生育相关阶段（如孕期和产后）的具体数据，因此无法深入探讨生育与抑郁障碍之间的关系。此外，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所采用的建模方法，因此在模型选择和参数配置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

为了进一步提升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更加精细化的数据来源，结合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探索更有效的干预措施。此外，还可以加强对心理健康服务的普及和质量提升，特别是在低资源地区，以减少抑郁障碍的发生率和患病率。同时，还需要关注社会经济因素对抑郁障碍的影响，探索如何通过改善社会环境和提高社会支持来减轻抑郁障碍的负担。

#### 政策建议与社会影响

鉴于抑郁障碍对育龄女性群体的显著影响，政策制定者应采取更加针对性的措施来应对这一问题。首先，可以加强对育龄女性的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她们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认知水平，鼓励她们在出现抑郁症状时及时寻求帮助。其次，可以推广心理健康服务，特别是在孕期和产后阶段，为育龄女性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和干预。此外，还可以通过改善社会环境，减少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压力，提高她们的心理健康水平。

在高SDI地区，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较快，抑郁障碍的发生率和增长速度可能更为显著。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考虑在这些地区引入更多针对性的心理健康干预措施，如弹性工作时间、保密心理咨询服务以及数字认知行为疗法等。这些措施有助于减轻育龄女性的心理压力，减少抑郁障碍的发生率。同时，还可以将简短的心理健康筛查纳入生殖健康项目中，以提高抑郁障碍的早期发现和干预率。

在低资源地区，由于缺乏有效的心理健康服务，抑郁障碍的负担可能更加严重。因此，政策制定者应优先考虑在这些地区扩大孕期和产后抑郁筛查的覆盖范围，同时加强对心理健康服务的投入。此外，还可以通过改善社会环境，减少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压力，提高她们的心理健康水平。

总之，抑郁障碍对育龄女性的健康影响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通过深入研究其发生趋势、影响因素以及应对策略，可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加科学的决策依据，从而有效减轻这一群体的健康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