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至2021年间育龄女性抑郁症的全球、区域及国家负担情况及其时间趋势：一项全球性分析

《Medicine》：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burden and temporal trends of depressive disorders in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1990 to 2021: A worldwide analysis

全球生育期女性抑郁症（DD）疾病负担显著增加，1990-2021年DALYs数量增长69%，年龄标准化率（ASR）与SDI指数呈正相关，高SDI地区增长最快（AAPC 1.2%）。预测至2030年负担持续上升，需针对性公共卫生干预。

　　### 抑郁症对育龄女性的全球负担：从1990年到2021年的趋势与影响

抑郁症是一种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近年来其对全球人群的健康影响愈发显著。特别是在育龄女性群体中，抑郁症的负担呈现出显著的增长趋势，这种增长不仅影响了个体的生活质量，还对家庭和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我们对全球范围内育龄女性抑郁症的发病率、患病率以及失能调整生命年（DALYs）进行了深入分析，时间跨度为1990年至2021年。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揭示育龄女性抑郁症负担的变化模式，并探讨其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

#### 抑郁症的普遍性与重要性

抑郁症作为精神障碍的一种常见类型，与多种因素相关，包括神经递质失衡、遗传、心理压力、炎症和神经损伤等。它不仅是全球疾病负担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还被认为是导致残疾的主要原因。在2010年至2021年间，抑郁症的DALYs率增长幅度位居前几位，表明其对全球健康的影响持续扩大。随着社会的发展，育龄女性群体成为抑郁症的主要受影响人群，尤其是在生育年龄的女性中，其患病率和DALYs率显著高于其他年龄段。

####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全球疾病负担研究2021（GBD 2021），涵盖了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包括发病率、患病率和DALYs率。研究采用了一种基于贝叶斯模型的统计方法，对不同社会经济指数（SDI）水平的地区进行了比较分析。此外，还使用了Spearman相关分析来评估SDI与这些指标之间的关系。为了预测未来的趋势，我们采用了贝叶斯年龄-时期-队列（BAPC）模型，该模型在之前的研究中已被证明能够较为准确地预测疾病负担的变化。

#### 全球趋势分析

从1990年到2021年，育龄女性抑郁症的DALYs率增加了69%，从1240万增加到2100万。同时，年龄标准化的DALYs率也呈现了显著的上升趋势，从948.9（95%不确定性区间：629.49–1341.1）上升至1073.5（95%不确定性区间：707.59–1515.33），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0.45%。患病率同样呈现出显著增长，从7230万增加到12120万，增长幅度为67.6%，年龄标准化的患病率从5545.28上升至6173.45，平均年增长率为0.38%。发病率的增长趋势与患病率类似，但平均年增长率更高，达到0.53%。

这些数据表明，全球范围内育龄女性抑郁症的负担在持续增加，特别是在高SDI地区，这一趋势尤为明显。例如，在2021年，高SDI地区的年龄标准化DALYs率达到了1399.31（95%不确定性区间：948.19–1966.38），而低SDI地区的这一数值为1179.58（95%不确定性区间：774.68–1664.36）。尽管在某些地区，如东亚洲，发病率有所下降，但整体来看，全球趋势依然呈现上升态势。

#### 社会经济指数（SDI）的影响

研究还发现，SDI水平与育龄女性抑郁症的负担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在2021年，年龄标准化的DALYs率、患病率和发病率与SDI水平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相关系数分别为0.031（P=0.659）、-0.028（P=0.689）和0.05（P=0.483）。然而，从1990年到2021年的平均年增长率（AAPC）与SDI水平之间呈现出高度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285（P<0.001）、0.292（P<0.001）和0.292（P<0.001）。这表明，虽然当前的抑郁症负担在高SDI地区较高，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增长速度也更快。

在SDI的五个等级中，高SDI地区表现出最高的增长速度，其中北美高收入地区的AAPC达到了1.64%，而东亚洲地区的AAPC为-0.96%。这种趋势表明，社会经济的发展可能在某些方面加剧了抑郁症的负担，尤其是在高SDI地区，由于竞争压力和对心理健康问题的更广泛识别，抑郁症的报告率和实际发生率都可能上升。然而，高SDI地区通常拥有更完善的医疗资源和社会支持系统，这可能有助于缓解抑郁症带来的负担。

#### 区域差异分析

在2021年，全球范围内不同地区的抑郁症负担存在显著差异。高SDI地区的负担最高，包括北美高收入地区、中非和澳大利亚。相比之下，东亚洲、东南亚和大洋洲的负担较低。这种区域差异可能与各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医疗资源分配以及文化因素有关。例如，某些地区可能存在较高的社会压力和竞争，而另一些地区则可能由于经济条件较差或文化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忽视，导致抑郁症的报告率较低。

在这些区域中，某些国家的负担尤为突出。例如，格陵兰岛在2021年记录了最高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20221/100000）和患病率（15623/100000），以及最高的年龄标准化DALYs率（3016/100000）。这表明，某些地区可能由于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或文化因素，导致育龄女性抑郁症负担的显著增加。此外，一些国家如缅甸，其发病率和DALYs率相对较低，这可能与其社会经济条件、医疗资源和文化背景有关。

#### 年龄子群的影响

研究还分析了不同年龄子群中抑郁症的负担情况。在2021年，育龄女性的抑郁症负担在各个年龄段中都有所增加，但主要集中在45至49岁年龄段。这可能与女性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生理和心理压力有关，例如更年期激素变化、生育相关的情绪波动以及家庭和社会角色的多重压力。尽管年龄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但SDI水平的影响更为显著，这表明社会经济条件在塑造育龄女性抑郁症负担方面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

在不同SDI地区的年龄分布中，低SDI和中SDI地区的育龄女性抑郁症负担相对较高，而高SDI地区虽然负担较高，但其增长速度更快。这种现象可能与高SDI地区更完善的医疗系统和更高的心理健康意识有关，从而使得抑郁症的报告率和实际发生率都增加。然而，这也可能意味着，尽管这些地区在医疗资源上更为充足，但其社会经济压力可能使得抑郁症的负担更加严重。

#### 未来趋势预测

通过贝叶斯年龄-时期-队列模型的预测，我们可以看到，到2030年，育龄女性抑郁症的负担预计仍将继续增长。预测显示，年龄标准化的DALYs率、患病率和发病率将达到1339.72、7829.73和8232.29/100000。这一趋势提醒我们，全球范围内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预防和干预措施，以应对未来可能加剧的抑郁症负担。

#### 研究的局限性

尽管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见解，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研究依赖于GBD 2021的数据，这些数据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特别是在低收入国家，由于数据收集和报告系统的不完善，可能影响研究的准确性。其次，研究方法在不同地区的应用可能存在差异，导致结果的偏差。此外，研究中使用的疾病负担数据可能存在时间滞后，这可能影响对当前趋势的准确评估。最后，由于空间限制，研究未能对不同国家和省份的具体发病率和患病率进行详细比较，这可能限制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 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从1990年到2021年，育龄女性抑郁症的负担显著增加，尤其是在2020年至2021年期间。预测显示，这一趋势将在未来至少持续到2030年。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仍存在显著的差异，而SDI水平与平均年增长率之间呈现出高度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根据这些差异，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以减轻育龄女性抑郁症的负担。在低资源地区，应加强孕期和产后抑郁症的筛查；在高SDI地区，应引入工作场所压力干预措施，如弹性工作时间、保密咨询和数字认知行为疗法。此外，应将简短的心理健康检查纳入生殖健康项目，并培训助产士和护士掌握基于证据的心理干预技术，以提供更有效的支持。

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减少育龄女性抑郁症的发病率和患病率，提高其生活质量，并减轻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心理支持、改善社会环境是应对这一挑战的关键。同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现有公共卫生干预措施的效果，以及如何针对不同地区的需求制定更具体的策略。这不仅有助于理解抑郁症的负担，也为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从而推动全球范围内对育龄女性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