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疼痛与疼痛治疗中社会差异的50余年研究：范围综述之综述

《PAIN》：Over 50 years of research on social disparities in pain and pain treatment: a scoping review of reviews

本综述系统梳理了56年来397篇关于疼痛社会差异的综述文章，揭示了该领域研究热点与空白。文章指出性别、种族/年龄是主要研究方向，而社会经济地位等宏观结构性因素研究不足；发现弱势群体普遍存在疼痛结局更差的现象，但机制探讨多集中于生物心理层面（如激素、应激），对医疗系统政策等宏观机制（sociostructural）关注仅占30.5%。推荐未来加强跨学科合作，关注慢性疼痛预防（如纤维肌痛FM、子宫内膜异位症）和低收入国家研究。

　　

引言

20世纪末以来，健康差异研究在学术界和政府层面迅速兴起。2003年首份《美国医疗保健差异报告》将健康差异视为影响"所有医疗状况"的全国性问题。疼痛作为公认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其社会差异意味着大规模可避免的苦难。随着医学综述文献数量呈指数级增长，对综述文章进行再综述有助于全面把握领域发展态势。本研究通过范围综述方法，对56年间疼痛社会差异研究进行宏观梳理，聚焦五大核心问题：社会差异维度、疼痛结局类型、主要研究发现、机制解释以及政策建议。

方法

本研究检索了PubMed、PsycINFO等六大数据库截至2023年12月的英文同行评审综述，最终纳入397篇文献。采用预注册编码方案对每篇文章的发表年份、综述类型、社会差异维度（自变量）、疼痛结局（因变量）、机制类型等进行系统编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鉴于文献中"性别"与"社会性别"概念常混用，本研究统一归为"性别/社会性别"类别；同样将种族/民族合并处理。编码数据通过StataMP 17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综述类型、发表年份与研究人群

纳入文献中59.9%为定性综述（无系统检索策略），系统性综述占比41.1%。发表数量自2000年后急剧增长，2020-2023年间年均发表量达33.5篇。系统性综述涉及5247篇原始研究，78.2%的数据来自北美（主要美国），低收入国家研究严重不足。

社会差异维度（自变量）

性别/社会性别（59.2%）、种族/民族（30.7%）和年龄（21.2%）构成三大研究焦点，而社会经济地位（13.1%）、跨国差异（10.6%）等维度研究较少。仅10.1%的研究涉及交叉性分析（如性别与年龄交互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涉及跨性别群体的综述均发表于2020年之后。

疼痛结局（因变量）

慢性疼痛特定类型（41.1%）、疼痛治疗（39.0%）和实验性疼痛（21.7%）是主要研究方向。骨关节炎、肠易激综合征（IBS）和偏头痛是研究最集中的慢性疼痛病症，而子宫内膜异位症、纤维肌痛等高度致残性疾病研究相对匮乏。

定量研究发现

弱势社会群体普遍呈现更差疼痛结局，但存在重要例外。性别差异研究一致显示女性疼痛发生率、强度和敏感性更高；种族差异突出表现为少数族裔疼痛治疗不足（如阿片类药物处方差异）；年龄与疼痛呈倒U型关系，中年群体风险最高；跨国比较则显示疼痛患病率与国家发展水平无一致规律。

机制探讨

生物机制（61.2%）和心理社会文化机制（61.2%）主导解释框架，而社会结构机制（30.5%）关注度较低。值得注意的是，性别/年龄差异研究侧重生物解释，种族/社会经济差异则更强调心理社会和文化因素。提供者偏见（28.2%）等"其他机制"也被频繁讨论。

政策建议

44.8%的文献未提出具体建议。现有建议主要针对临床实践（39.0%）和科研推进（34.3%），仅14.6%涉及政策层面改革。建议多指向个体层面行为改变（如医患沟通改善），缺乏对结构性改革的系统阐述。

讨论

研究主题失衡与空白

疼痛差异研究过度聚焦性别、种族和年龄"三大维度"，与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健康差异最强预测因子的实证证据形成反差。慢性疼痛预防、非药物治疗差异等关键议题研究不足，交叉性分析和时间趋势探讨严重缺乏。

机制解释的局限

当前研究对生物心理机制的偏重，导致对医疗系统、政策环境等宏观驱动因素关注不足。将种族等社会建构变量本质化为生物决定因素的做法，可能忽视结构性歧视的根本作用。亟需建立"生物-心理-社会-结构"四维框架，以更全面理解疼痛差异的生成机制。

未来方向

应加强低收入国家疼痛研究，拓展社会经济维度与交叉性分析，关注纤维肌痛等研究不足的疼痛病症。在方法学上需警惕死亡率选择偏倚和诊断差异对研究结果的干扰。最重要的是推动跨学科合作，共同探索疼痛差异的共同生物标志物和社会决定因素，为制定基于宏观政策的结构性干预提供证据基础。

结论

疼痛社会差异研究在取得显著进展的同时，仍存在研究维度失衡、机制解释单一、政策建议碎片化等问题。要实现疼痛公平的终极目标，亟需突破学科壁垒，加强对社会结构因素的探索，推动从个体行为干预向系统性改革的范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