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审美导向对个体审美认知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身体感知与美丽感知的中介作用分析

《BMC Psychology》：Digital culture and aesthetic orientation: associations with body perception and beauty perception on social media

本研究针对数字文化背景下社交媒体审美导向(SMAO)如何影响个体审美认知这一关键问题，通过土耳其167名18-45岁活跃社交媒体用户的调查数据，采用广义线性模型(GLM)分析发现：SMAO与审美感知(AP)和美丽感知(BeP)呈显著正相关(β=0.59/0.62,p<0.001)，而与身体感知(BP)无显著关联；BeP在SMAO与AP关系中起中介作用(β=0.14,p<0.01)，解释20%方差。性别调节作用显著，女性群体中BeP-AP关联增强而BP-AP关联减弱。研究揭示了社交媒体审美影响更依赖于文化美丽理想内化而非个体身体感知的重要机制。

　　

在滤镜修饰和网红效应泛滥的数字时代，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传播审美理想与美丽标准的核心场域。每天都有无数精心修饰的自拍照片和短视频在Instagram、TikTok等平台传播，这些内容不仅塑造着当代社会的美丽标准，更深刻影响着个体对自我形象的认知。随着"Snapchat畸形症"等新概念的出现，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社交媒体如何通过理想化形象传播导致身体不满意感上升，甚至推动整容手术(CS)需求的增长。然而，当前研究尚未明确社交媒体审美导向究竟是通过改变个人对身体满意度的评价，还是通过内化文化美丽标准来影响个体的审美认知，这一机制缺口亟待探索。

土耳其萨卡里亚大学沟通学院的Mustafa Oztung教授团队在《BMC Psychology》发表的最新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深入剖析了社交媒体审美导向(SMAO)与审美感知(AP)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关注了身体感知(BP)和美丽感知(BeP)的中介作用，以及整容手术经历和关注美容趋势(FBTSM)等情境因素的调节效应。

研究团队采用相关性调查设计和定量方法，通过对167名土耳其活跃社交媒体用户(18-45岁，包含有/无整容手术经历者)的问卷调查数据，使用广义线性模型(GLM)进行分析。关键技术创新包括开发并验证了社交媒体审美取向量表(SMAO)、身体感知量表(BP)、美丽感知量表(BeP)和审美感知量表(AP)四个测量工具，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确保量表信效度，并采用Bootstrap法进行中介和调节效应检验。

研究模型构建

基于社会比较理论和文化内化理论，研究提出了包含SMAO作为自变量，BP和BeP作为并行中介变量，AP作为因变量的理论模型。模型同时考察了CS和FBTSM作为调节变量对BP-AP和BeP-AP路径的影响，以及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等人口学变量的调节作用。

主要研究发现

数据分析显示，SMAO与AP(β=0.59,p<0.001)和BeP(β=0.62,p<0.001)存在显著正相关，但与BP无统计学意义的相关性(β=-0.04,p>0.05)。中介效应分析表明，BeP在SMAO与AP关系中发挥显著中介作用(β=0.14,p<0.01)，解释20%的方差，而BP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调节效应分析

调节效应检验发现，CS和FBTSM均显著强化BeP与AP之间的关联(β=0.22,p<0.001)。性别因素表现出显著的调节作用：女性群体中BeP-AP关联增强而BP-AP关联减弱。教育程度仅在高中及以下学历群体中强化BeP-AP关联，而年龄和婚姻状况未显示显著调节效应。

结论与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社交媒体审美导向主要通过美丽感知(BeP)而非身体感知(BP)影响个体的审美认知，这一路径在女性和低教育群体中尤为明显。整容手术经历和关注美容趋势行为会进一步加强美丽感知对审美认知的影响。该发现揭示了数字文化背景下审美认知形成的社会心理机制，强调文化美丽理想内化比个体身体满意度在塑造审美偏好中更为重要。

本研究的重要理论意义在于厘清了社交媒体审美影响的双路径机制，实践上为制定针对社交媒体审美影响的干预措施提供了实证依据。未来研究需要扩大样本规模和文化多样性，采用纵向设计进一步验证因果关系，并深入探索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特性和使用强度对审美认知的差异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