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干达成年人饮酒行为与痴呆症风险认知的质性研究：基于健康信念模型的分析

《Discover Public Health》：Alcohol consumption and awareness of its link to dementia development among adults in Uganda: a qualitative study

本研究针对乌干达高酒精消费量与痴呆症认知不足的公共卫生问题，开展了基于健康信念模型(HBM)的质性研究。通过对20名成年人的深度访谈，发现当地居民对酒精导致痴呆的认知有限，普遍将痴呆归因于自然衰老，并存在健康误区、同伴压力等障碍。研究结果为制定针对性干预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对推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痴呆症预防具有重要意义。

　　

在全球范围内，痴呆症已成为第七大死亡原因，约60%的病例集中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在非洲，痴呆症患病率约为2.0%，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更是高达5.0%。乌干达作为该地区的典型代表，其西南部地区老年人痴呆症患病率达20%，北部地区高达23%，呈现出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

酒精使用是痴呆症已知的可改变风险因素。证据表明，饮酒增加会导致神经纤维缠结和神经退行性变，从而影响记忆新信息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乌干达人均年酒精消费量达12.21升，高居非洲首位，这进一步加剧了该国人群认知衰退的风险。

然而，公众对酒精与痴呆症关联的认知程度却鲜为人知。与丹麦超过60%的成年人认识到酒精消费增加痴呆症风险相比，乌干达的相关认知状况仍属未知领域。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地居民普遍将痴呆症视为自然衰老过程，而非与其他潜在因素（如酒精消费）相关。

为深入探究这一问题，Muhwezi等研究人员在《Discover Public Health》期刊上发表了题为"Alcohol consumption and awareness of its link to dementia development among adults in Uganda: a qualitative study"的研究论文。该研究采用健康信念模型(HBM)的理论框架，旨在探索乌干达伊辛吉罗和利拉地区成年人对饮酒与痴呆症发展关系的认知状况。

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采用质性描述性设计，于2024年12月在乌干达北部和西南部地区开展。研究团队基于健康信念模型的六个构念（感知易感性、感知严重性、感知障碍、感知益处、自我效能和行动线索）设计访谈指南，通过目的性抽样选取20名成年人进行深度访谈。所有访谈录音经逐字转录后，采用主题分析法进行数据分析，同时结合演绎和归纳编码策略，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研究结果揭示了五个核心主题：

感知易感性和严重性方面，部分参与者认识到大量饮酒可能导致记忆丧失和认知衰退，但多数人认为痴呆症仅仅是衰老的一部分。一位40岁的女性参与者明确表示："我知道痴呆主要是由饮酒引起的..."然而，一位56岁男性参与者则持不同观点："我父亲不喝酒，但当他70-80岁时开始健忘，我认为是年龄原因。"这种认知差异凸显了当地对痴呆症病因理解的复杂性。

感知障碍方面，研究发现了同伴和社会影响、健康误区、习惯性饮酒模式以及酒精易得性等主要障碍。一位24岁男性描述同伴影响时说道："团队影响让我喝得太多。当我和别人在一起时，我经常说在离开前再喝一点，但不知不觉就喝过头了。"此外，社区中流传的关于酒精健康益处的误区，如减压、减肥和预防心脏病等，也持续助长了饮酒行为。

感知益处主题显示，少数参与者认为了解酒精与痴呆症的联系可以促进行为改变。一位35岁男性表示："当你经常饮酒时，你会患上痴呆症...我认为人们不应该饮酒或应该减少饮酒以避免痴呆。"然而，也有参与者对这种认知的长期效果表示怀疑，认为可能只会暂时减少饮酒率。

自我效能方面，参与者表现出不同的自信心水平来控制或减少酒精消费。一些参与者承认在社交场合难以控制饮酒量，而另一些则分享了成功改变行为的经验，这些改变通常是由个人或观察到的负面结果触发的。

行动线索方面，参与者提出了社区教育和政策执行等实用干预建议。大众宣传活动（如健康研讨会和广播信息）被视为有效手段，特别是当这些信息引发对酒精认知效应的担忧时。此外，提高酒精税和制定地方法规等外部措施也被认为是重要的调控手段。

研究讨论部分指出，这些发现与健康信念模型的构念高度一致。参与者对酒精相关痴呆症的易感性和严重性表现出混合认知，部分人承认酒精的有害神经效应，这与将过量酒精使用与神经退行性变和痴呆症风险增加联系起来的研究一致。然而，将痴呆症主要视为自然衰老过程的观点，反映了文化上对认知衰退的解读，这种观点已被证明痴呆症不是衰老的必然结果，而是受可改变风险因素影响的病症。

研究还发现参与者对饮酒量与痴呆症风险关系的认知存在模糊性。一些参与者认为大量饮酒是危险的，而其他人则认为适度或偶尔饮酒几乎不构成威胁。这一发现反映了文献中持续的争论，虽然某些研究表明与不饮酒和大量饮酒者相比，轻度至中度饮酒可能提供神经保护益处，但使用孟德尔随机化和广泛队列数据的其他研究认为，任何程度的酒精对大脑健康都不安全。

障碍因素方面，同伴压力、健康误区以及廉价酒精（如当地蒸馏的waragi）的易得性都是常见障碍。这些发现与乌干达和其他中低收入国家的研究一致，在这些国家，酒精消费具有社会嵌入性，其危害性未被充分认识。一些参与者还提到有影响力来源的错误信息，如广播主持人或社区人物的言论，进一步强化了关于酒精益处的错误信念。

自我效能低下凸显了知识与行动之间的差距。尽管认识到酒精的健康风险，许多人仍因成瘾、同伴影响或根深蒂固的饮酒模式而难以调节消费。通过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如同伴主导的支持团体、动机性访谈或展示康复饮酒者的成功故事）来增强自我效能，可能有助于弥合这一意图-行为差距。

研究结论强调，乌干达成年人对饮酒与痴呆症发展之间联系的认知不足，几乎所有参与者都将痴呆症与正常衰老过程联系起来。虽然一些人认识到酒精的认知风险并表现出改变动机，但其他人面临持续障碍，包括同伴压力、健康误区和自我调节能力低下。

研究人员建议开展文化适应的教育和意识提升活动，利用可信的社区结构和影响者，改善乌干达农村地区对酒精使用与痴呆症联系的理解。未来研究应评估社区或同伴主导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并使用纵向研究评估其对低资源环境下知识、态度、行为和痴呆症结果的影响。

该研究的优势在于应用林肯和古巴的原则确保可信性，通过训练有素的访谈员、延长实地参与时间和定期汇报加强可信度。然而，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研究结果可能无法推广到城市人群或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体，这些人群可能持有不同的信念和认知水平。此外，访谈中使用当地语言及后续翻译成英语可能影响意义的解释，因为一些文化细微差别或习惯表达可能在翻译过程中丢失。

这项研究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酒精相关痴呆症认知的有限文献增添了重要内容，并突出了公共卫生行动的关键点。通过将发现映射到健康信念模型，它为理解乌干达农村背景下酒精使用行为的认知、社会和结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制定针对性的干预策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