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分钟阿普加评分与小学学业表现的关联:一项荷兰全国性队列研究
《European Journal of Pediatrics》:The 5-min Apgar score and primary school performance: a Dutch nationwide cohort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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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年10月26日
来源:European Journal of Pediatrics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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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荷兰2000-2009年超160万足月单胎儿童,探讨5分钟阿普加评分(Apgar score)与小学阶段教育结局的关联。结果显示,低阿普加评分(0-3分)儿童接受特殊教育风险为评分10分者的2.4倍(aOR 2.38),且高轨中学推荐率显著降低。即使评分7-9分(通常视为正常)亦与不良教育结局相关。该研究提示Apgar评分可作为长期神经发育风险的早期预警指标,对优化教育支持策略具有重要公共卫生意义。
在新生儿医学领域,5分钟阿普加评分(Apgar score)自20世纪50年代由弗吉尼亚·阿普加医生提出以来,一直是评估新生儿出生时生理状况的“黄金标准”。这一快速评分系统通过心率、呼吸力、肌张力、反射应激性和肤色等方面,在婴儿出生后的第1、5和10分钟进行评价,总分10分。尽管其主要用于临床即时决策,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5分钟阿普加评分可能与长期健康和发展结局相关,尤其是神经发育和教育成就。然而,现有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一些报告显示低评分与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脑瘫等神经残疾风险增加有关,另一些研究却未发现其与学业成绩或智商的显著关联。
在荷兰,近年来的数据揭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2000年至2009年间,足月单胎新生儿的低5分钟阿普加评分(<7分)比例从1.04%上升至1.42%,极低评分(0-3分)也从0.17%增至0.19%。这一变化可能意味着更多儿童面临长期不良结局的风险。与此同时,荷兰特殊教育系统的压力日益增大,近三分之一的特殊学校出现等候名单,教育系统面临成本上升和师资短缺的双重挑战。在此背景下,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新生儿科Flo Anema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全国性队列研究,旨在全面评估5分钟阿普加评分与小学阶段教育表现的关联,研究结果发表于《European Journal of Pediatrics》。
为了回答这一科学问题,研究人员采用了多中心、基于人口的回顾性队列设计。数据来源包括荷兰围产登记库(PERINED)和荷兰统计局数据库,覆盖2000-2009年间97%的妊娠22周后出生记录。研究聚焦于孕35+0-42+6周单胎活产儿,排除先天性畸形、14岁前死亡或Apgar评分缺失者,最终纳入1,618,087名儿童。通过概率链接方法将围产数据与教育记录关联,主要结局指标为特殊教育使用(包括集群1-4特殊教育及特殊基础教育)和12岁时的中学高轨推荐(HAVO/VWO)。统计分析采用多变量逻辑回归,按Apgar评分分组(0-3、4-6、7、8、9、10分)计算粗比值比(cOR)和调整后比值比(aOR),并通过三个逐步调整模型控制母亲年龄、孕产次、社会经济地位、孕周、分娩方式等混杂因素。
最终队列中,76.4%儿童Apgar评分为10分,18%为9分,0-3分仅占0.1%。低评分儿童更多见于初产妇、非西方裔、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且与器械助产、急诊剖宫产、低出生体重、男性和小孕龄(SGA)状态显著相关。母亲教育水平数据缺失54.9%,通过设置“未知”哑变量处理,其余协变量缺失率<4%,经缺失完全随机检验后采用单一插补法处理。
全队列中6.4%儿童接受特殊教育,其中Apgar评分0-3分组比例最高(14.3%),随评分升高逐渐下降至10分组的6.0%。以10分为参照,0-3分组的特殊教育使用风险完全调整后aOR达2.38(95% CI 2.05-2.77)。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评分7-9分(aOR9分=1.16, 95% CI 1.14-1.19)也显示风险显著升高,呈现全评分区间梯度关联。
在94.9%有推荐记录的儿童中,44.7%获得高轨推荐。Apgar评分0-3分组推荐率最低(40.7%),10分组最高(45.0%)。评分0-3分组的高轨推荐aOR为0.86(95% CI 0.76-0.97)。排除特殊教育儿童后敏感性分析结果一致,证实关联稳健性。
Apgar评分与母亲教育水平存在显著交互效应。分层分析显示,低教育母亲群体中,各Apgar评分组的特殊教育使用率均最高(0-3分组达14.2%),而高教育母亲群体风险最低。“未知教育”组模式与中等教育组相似,提示缺失数据未引入显著偏倚。
限制足月儿(≥37周)、排除2008年后(低温治疗引入时期)数据或将Apgar评分作为连续变量分析,结果均与主分析一致,强化结论可靠性。
本研究通过超160万儿童队列证实,5分钟阿普加评分与小学教育表现存在梯度关联,低评分儿童面临特殊教育需求增加和高轨推荐减少的双重挑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传统认为“正常”的7-9分仍与不良结局相关,提示Apgar评分作为连续风险指标的价值。这一发现对临床实践和公共卫生政策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低评分新生儿需早期纳入发育监测体系;另一方面,评分7-9分儿童亦应获得关注。研究同时揭示了社会因素(如母亲教育水平)对结局的修饰作用,强调跨部门协作的必要性。
荷兰低Apgar评分比例上升的趋势与特殊教育需求增长并存,本研究为这一现象提供了机制解释。未来研究应聚焦于延长随访时间(如中学毕业率)、探索评分与教育结局的中间机制(如执行功能损伤),并制定针对性的早期干预策略。尽管存在残余混杂(如父亲教育、吸烟等未测量变量),但大样本量、全国性数据和多重敏感性分析为结论提供了有力支持。最终,这项研究不仅深化了对Apgar评分长期预后价值的理解,更为优化儿童发展支持体系提供了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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