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救济中的策略性选择：基于意大利年龄门槛的操纵行为与风险筛选研究

《The Economic Journal》：Manipulation and Selection in Unemployment Insurance

本文针对失业救济(UI)制度中基于内生标签的瞄准机制展开研究，揭示了个体通过操纵解雇时间以获取更长期福利的行为模式。作者利用意大利行政数据，结合断点回归与堆积识别技术，发现超过15%的永久合同私营部门员工会策略性延迟解雇至50岁门槛后，从而获得额外4个月救济期。研究首次区分了操纵行为的两种驱动因素：长期失业风险筛选与道德风险响应，证明操纵者主要基于前者进行自我选择，其行为成本与机械成本比率(BC/MC)与非操纵者无显著差异(均为0.24)。这一发现为存在操纵行为时的最优失业救济设计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与实证依据，对OECD国家社会福利政策的精准化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当政府试图通过可观测特征来精准分配社会福利时，一个棘手的难题随之浮现：这些标签往往具有内生性，使得受益者能够通过策略性行为操纵资格条件。在失业救济(Unemployment Insurance, UI)领域，这种现象尤为普遍——劳动者可能与企业合谋调整解雇时间，以跨越享受更优厚福利的政策门槛。传统观点多将此类操纵视为纯粹的投机行为，但意大利银行与博洛尼亚大学的联合研究团队在《The Economic Journal》发表的最新研究，却揭示了更为复杂的筛选机制。

研究聚焦意大利2009-2012年间的失业救济制度：劳动者若在50岁前被解雇，仅能获得8个月普通失业救济(Ordinary Unemployment Benefits, OUB)；而50岁后解雇则可享受12个月救济。这一年龄门槛制造了明显的操纵激励。团队通过意大利社会保障研究所(INPS)全样本行政数据，发现50岁前后解雇密度出现显著断裂——生日前6周出现"缺失区"，生日后4周形成"堆积区"。堆积识别(bunching)分析显示，15.8%的私营部门永久合同劳动者策略性延迟了解雇时间。

为剖析操纵动机，研究团队创新性地融合Diamond和Persson(2017)的堆积估计量与Kowalski(2021)的"未处理结果检验"方法，构建双重识别策略。通过比较操纵者在门槛两侧的反事实生存曲线，成功分离出两种驱动力量：一是基于长期失业风险的选择效应（即劳动者预期自己可能长期失业而寻求更长期保障）；二是道德风险响应（即获得更长期福利后降低求职努力度的行为改变）。

生存分析得出关键结论：操纵者增加的福利支出中，81%源于机械性转移支付（因覆盖期延长而自然增加的支出），仅19%来自行为响应造成的效率损失。更引人注目的是，操纵者与非操纵者的行为成本与机械成本比率(Behavioral Cost to Mechanical Cost ratio, BC/MC)高度一致（均为0.24），表明操纵者并未在道德风险成本上出现逆向选择。相反，他们表现出显著的长期失业风险筛选特征——即使未获得额外救济，操纵者耗尽8个月救济的概率仍比非操纵者高出16.8个百分点。

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利用INPS数据库2009-2012年全样本UI申领记录，匹配雇主-雇员档案数据构建非就业周期。通过断点回归设计(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RDD)分析年龄门槛处的政策效应，采用堆积技术量化操纵规模，并开发反事实估计框架分离选择效应与道德风险响应。样本限定为私营部门永久合同员工（n=249,581），确保职业轨迹可追踪性。

4.1 操纵行为证据

解雇密度分析显示，50岁门槛处存在显著堆积现象，但仅存在于私营部门永久合同员工中（图3-4）。临时合同与公共部门员工未见类似模式，说明合同稳定性与操纵成本共同影响操纵可行性。

4.2 福利支出影响

操纵使人均救济金增加2,239欧元（增幅38.5%），救济期延长14周。通过"甜甜圈"断点回归估计，发现非操纵者获得额外救济时产生1,637欧元成本，表明政策本身具有显著转移支付效应。

4.3 行为响应分解

生存曲线差异分析（图8-9）表明，行为响应集中在救济延长期内。BC/MC比率计算采用数值积分法，控制不同税率场景（0%与3%），结果稳健显示操纵者与非操纵者响应程度无显著差异。

4.4 风险选择特征

反事实对比揭示操纵者基线失业风险显著更高（图10）。其女性、白领、兼职比例更高，就职企业规模更小（平均28人），且病假/工伤等缺勤记录更频繁，暗示企业可能通过可观测指标识别高风险员工。

4.5 机制异质性探究

跨国比较发现，操纵程度与潜在救济期(Potential Benefit Duration, PBD)长度正相关。德国类似政策因机械转移规模较小（49岁劳动者PBD从22延至26个月），操纵激励较弱。奥地利40岁门槛政策因平均失业周期远低于救济期，同样未见操纵现象。

4.6 稳健性检验

2013年后取消年龄门槛的新救济方案（MiniASpI/NASpI）未出现密度断点（图11），排除生日效应等替代解释。扩展边际检验证实操纵纯属时机调整，未引发额外解雇潮。

研究结论深刻挑战了传统认知：解雇时间操纵实质成为一种高效的风险筛选机制，使高风险劳动者自发识别更匹配其需求的保险方案。理论模型进一步推导出包含操纵响应的最优失业救济公式，指出当操纵者呈现正向消费平滑价值选择且负向道德风险成本选择时，差异化政策可能提升福利。这一发现为Spinnewijn(2020)提出的"标签化政策权衡"提供了微观实证基础，尤其对利用就业历史等高维标签进行精准靶向的政策设计具有警示意义——丰富的标签信息可能伴随更复杂的操纵行为，而本文提出的识别框架恰可为评估此类政策的外部性提供方法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