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危机与南南生产网络重构：中国农药产业的全球影响分析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Conjunctural crises and restructuring of south–south production networks: the example of the Chinese pesticide industry

本刊推荐：为解构多重危机下全球农药产业的重组逻辑，研究人员聚焦中国-阿根廷南南供应链，运用情境危机分析框架，揭示了中国企业如何通过三次结构性危机（专利到期、价格波动、疫情战争）重塑全球农药格局。研究发现国家干预（如中国出口退税、阿根廷关税保护）与市场力量共同塑造了不对称的依赖关系，挑战了"中国主导论"的单向叙事，为理解全球南方产业升级提供了新视角。

　　

当全球农业深陷多重危机交织的漩涡，农药作为支撑现代农业的关键投入品，其供应链正经历着深刻的地缘重构。这一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源自中国农药产业在三十年间的崛起及其与全球南方市场的复杂互动。发表于《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的研究论文《结构性危机与南南生产网络重构：中国农药产业的案例》，通过剖析中国与阿根廷之间的农药供应链，揭示了全球农药复合体（Global Pesticide Complex）在三次结构性危机中的演变逻辑。

研究背景凸显了当前农业面临的叠加挑战：加速的环境变化、全球疫情和地缘冲突不断冲击着原有供应链模式，而全球农药产业800亿美元的年销售额背后，是南方国家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角色的显著提升。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农药生产国，其与阿根廷（全球最重要的农化市场之一）形成的南南供应链，成为观察全球产业重构的绝佳窗口。

为了系统解析这一过程，研究团队创新性地采用了情境危机分析框架。该框架将历史视为不同情境间的转换过程，而危机时刻正是驱动这一转换的关键节点。研究聚焦三个关键时期：1990年代末的"仿制药革命"（由关键农药物质专利到期引发）、2000年代末的"双重危机"（全球金融与粮食危机叠加环保压力）以及近期的疫情与乌克兰战争冲击。通过这三个棱镜，研究人员得以追踪中国农药企业如何在这些转折点上调整策略，并深刻影响全球格局。

在方法论上，本研究采用了混合研究方法：首先系统分析了媒体、政策文件、企业文档和国际组织报告构成的文本库；其次整合了Phillips McDougall（后被S&P Global收购）的专有市场数据及联合国贸易统计（Comtrade）、中阿两国政府的农药登记数据；最后辅以2022-2024年间在阿根廷和中国进行的55场深度访谈（涵盖供应链各环节代表），所有文本材料均通过质性内容分析软件进行处理。

国家驱动与全球农药复合体的兴起

农药产业的历史演进始终与国家干预紧密相连。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逐步放开农药市场，国内私营企业角色增强，生产能力提升。1990年代中期粮食自给政策进一步刺激农药使用，政府还设立南北农药创制中心等研发机构。与此同时，阿根廷在1989年开启新自由主义时期，伴随免耕农业推广和转基因大豆引入，草甘膦（glyphosate）使用量激增。两国不同的发展路径为后续供应链重构埋下伏笔。

新自由主义化、仿制药革命与市场争夺

1990年代多项发展交汇，彻底改变了全球农药生产、分销和使用方式。当孟山都1996年推出耐草甘膦转基因大豆时，恰逢草甘膦在主要市场专利保护到期，这催生了蓬勃发展的仿制药市场。中国企业的早期优势得益于国家政策：加入WTO（2001年）后获得出口市场准入，2005年推出的出口退税政策进一步刺激出口。此时贸易几乎完全集中在原药（Active Ingredient, AI）上，因为国内产能已超过需求。

然而，这一发展离不开1990年代成为霸权的新自由主义自由贸易议程。中国加入WTO后，农药产业得以进入出口市场，最初是国有企业，2004年国际贸易授权制度改革后扩展到私营企业。根据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2008年中国农药出口额已达20亿美元。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影响并不均衡：中国必须向外资企业开放市场，并加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加强仍在专利期物质的保护。中国修订了农药登记和知识产权法规，据报告早期2000年代中国市场上30-40%的农药为未登记或假冒产品。

更宏观层面，领先农化公司采取了创建"基于知识产权的垄断"策略，通过专利、品牌、版权、商标和许可的复杂组合，构建受不同空间尺度法律保护的"知识产权空间"。即使在原"物质组成"专利到期后，这些工具仍能暂时延长垄断租金。仿制药生产商因各国专利法规复杂而处于巨大灰色地带。此外，原有公司还对临近专利到期的原药采取选择性降价策略，降低新进入者的商业吸引力。通过这些措施，原有公司在物质转为仿制后仍保持可观市场份额。

作为应对，仿制药农药公司完善了利用复杂知识产权景观中必然出现的利基和灰色地带策略。特别是中国新兴生产商专注于专利寿命即将结束的物质，提前为国内市场开发合成能力，并利用相对宽松的专利保护优势进入全球市场。这导致仿制药行业内部整合，2000年代出现大型仿制药公司并快速成为跨国企业。中国国家化工集团（ChemChina）等国企在行业整合中发挥关键作用：2011年收购以色列ADAMA（原MAI），2017年收购先正达（Syngenta），2021年将中化集团农业业务整合为先正达集团，诞生了全球最大的农药公司。

大宗商品价格繁荣、草甘膦危机与长期2010年代的国家干预

与自然的纠缠是农业不确定性的持续来源。2000年代，这主要涉及草甘膦。草甘膦革命因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而加速，在阿根廷、巴西等国引发大豆繁荣及除草剂使用爆炸式增长。但草甘膦的持续使用带来成本："杂草抗性"成为农民严重问题，尤其使耐除草剂转基因种子技术包陷入危机。

全球农药产业将此危机转化为新积累机会，开发所谓的差异化产品，将额外原药与草甘膦组合。由于缺乏新产品，这主要涉及已有物质意外复兴，其中许多比草甘膦对人和自然更危险。领先研发公司还将此与多重抗性转基因种子（行业术语称为"多堆栈种子"）结合，形成与技术包、专用配方和数字农业应用配套。然而这些措施仅提供暂时缓解。在阿根廷，越来越多使用更危险除草剂导致新抗性，推动产业寻求进一步技术修复。这种化学踏车的成本由暴露于更密集喷洒的居民、无法满足投入密集型农业需求的小农、手工劳动变得多余的农民以及早已超过化学汇容量的自然承担。

与此同时，农药产业日益面临社会压力，警示化学化农业的环境风险。虽然北美和西欧是这些发展的中心，但全球南方意识也在增长。在阿根廷，此类争议至少可追溯至草甘膦经济高峰时期。然而，中国的发展产生更广泛影响。对低价仿制药繁荣的社会生态成本认识提高，导致国内生产禁令和限制。农业部从2000年代中期开始淘汰许多更毒农药并收紧生产监管。2015年启动"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进一步抑制国内农化需求。此背景下重要一步是国内禁用剧毒除草剂百草枯（paraquat）。

这些问题浮现时，2008年农产品价格上涨引发全球粮食危机。高市场价格刺激农业增产，转化为农药需求上升并将价格推至历史高位。中国生产商尤其增产。预期更高需求和价格上涨，阿根廷等市场的进口商、配方商和分销商增加订单充实库存。当农产品价格突然再次下跌，在农药供应链中产生放大效应，使参与者难以向农民销售高价库存。草甘膦情况具有启示性：全球销售额持续增长后，2009-2010年急剧下降，此后未再达到2008年66亿美元峰值。这一切创造日益波动的环境，全球金融危机加剧此状况。

在中国，挑战的复杂汇合——环境风险、大宗商品价格繁荣结束、全球金融危机——促发直接针对国内农药产业的国家干预。2010年代初，中国公司占据大宗"商品农药"和中间化学品的上游供应商利基。此策略以相对较低增值份额和薄利润为代价。中国农药产业还遭受产能过剩、生产方法过时和产业凝聚力不足之苦。

这一切导致国家一系列干预，引发中国产业的深刻重组。"十一五"规划（2006-2010）已包含减少农药企业数量、创建少量"国家冠军"和摆脱大宗商品依赖的目标。"十二五"规划（2011-2015）设定具体目标将农药企业减少30%。正如规划，监管措施产生抑制效应。产量在2014年峰值370万吨后显著下降至2019年210万吨，近年仅缓慢恢复至2023年270万吨。寻求削减国内农药使用，中国产业日益导向出口市场。在出口友好监管支持下，农化出口同期呈现更积极发展，量值上升至2017年，之后略降，2020-2022年再次开始上升。出口退税继续发挥关键作用。2015年，几种农药原药退税进一步提高，包括一些较老除草剂，如2,4-D（1945年首次推出）和麦草畏（dicamba，1965年）。这与草甘膦危机后老除草剂复兴直接相关。

这些干预对中国在国际贸易和演化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产生深远影响。水平方向上，鼓励并购创建更大、国际更具竞争力实体，政府使用国企作为产业重组杠杆。在此，中国化工发挥关键作用。2011年收购ADAMA（原MAI）后，中国化工2017年对瑞士先正达提出收购要约并生效。2021年中国政府批准中国化工与中化集团农业业务合并为先正达集团，中国终于拥有领先跨国企业，结合先正达、ADAMA和江苏扬农销售额后全球排名第一。鉴于其战略重要性（尤其是粮食安全考虑），国有控股农化业务公司在国内继续强势存在。当前前十公司中四家（ADAMA、江苏扬农化学、中农立华生物科技和湖北兴发化学）属于此类。

资本在一级集中的反面是中小型企业加速退出。根据公开数据，农药企业退出数量从2016年至2022年翻两番多。整合过程在"十三五"规划（2016-2020）期间加速，政府重申精简国内产业结构的政策目标。结果，前十大公司在百强农药企业总销售额中份额从2012年略超25%升至2022年近40%，清晰表明产业集中。

以程式化方式，可识别此新兴新层级中的三个层次公司。首先，由此重组过程，除先正达集团外，另有9家公司进入全球前20，2022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这些较大公司与研发型跨国企业有直接供应商关系，常涉及关键个体原药。其次，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农药出口繁荣似乎由若干专业公司驱动。当我们包括排名21-50的20家中国公司时，发现14家农药生产商报告国内和出口份额。其中六家公司——彩虹、联化、新安、Nutrichem、江山和长青——出口收入超50%，前者作为几乎完全出口导向公司脱颖而出。第三，存在大量小型制造商。2020年，国内专家报告总计1700家农药制造商，包括合成和/或配方公司。此外还需加上约1300家参与中国繁荣出口业务的贸易公司。

中国农药制造商在2010年代初情境危机后如何接近全球出口市场？回顾全球除大型研发公司外，新原药产品和更复杂配方仅有虚假创新，关键战略轨迹涉及现有产品的市场扩张。从下游阿根廷视角看，其国内产业在农药配方方面的强势作用显著。这些产品主要用中国合成的原药配方，反映2010年代中国作为阿根廷原药进口主导来源的持续崛起。对中国生产商而言，阿根廷2016年是量和值第三大市场，草甘膦、莠去津（atrazine）和磺酰磺隆（sulfentrazone）为前三大物质。

经济上，向农民销售配方产品的公司在决定国外购买还是本地配方时需进行相当直接的计算。主要考虑体积和物流，因为需根据所用配方技术向原药重量添加助剂物质和/或水的重量。显然，较高原药浓度（和其他物质较低含量）发挥重要作用。但这些计算未解释阿根廷配方活动程度。此处，阿根廷国家再次登场。2014年以来，阿根廷政府建立歧视配方产品的进口税制。作为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成员国，阿根廷不能设定不同于其他成员国的进口关税。然而，有可能将产品列入国家例外清单。2014年10月，政府包括配方2,4-D和莠去津，将进口关税从南方共同市场税率12.6%提至35%。2016年1月，草甘膦配方也纳入此清单并设为35%。原药进口税率未动，保持南方共同市场设定的10.8%。税率差的扩大对成本有显著影响，是阿根廷持续配方活动的重要解释。这些保护主义措施与中国从原药合成向更高附加值配方升级的全球抱负相悖，表明边缘国家可影响全球贸易方向。

观察供应链关键阶段和中国公司在阿根廷的角色，我们区分不同本地参与程度的整合模式。通过交叉验证2022年中国顶级出口商名单和阿根廷政府机构国家农业食品健康与质量服务局（SENASA）的原药、配方和生产厂登记数据实现。鉴于目前无证据表明中国公司在阿根廷合成原药，第一种模式涉及在阿根廷登记自有配方产品的中国公司。总体我们识别十家此类公司，均属最大中国农化生产商。仅一家公司彩虹在阿根廷有登记配方厂。其余公司进口中国配好的现成产品。此背景下另一途径是收购本地分销商和/或配方商，提供分销渠道和登记准入，例如中农立华红星2018年收购分销商Ruralco。

然而，中阿供应商关系绝大多数涉及阿根廷公司（国内和其他国家）进口中国原药用于本地配方。两家中国公司浙江中山和海利尔在阿根廷有代表处，再次表明较大程度参与原药进口。但此类下游存在是例外。原药贸易很大程度上由中间行为者促进，如进口商和经纪人。这包括中国参与者（如国有中国江苏国际经济合作公司子公司CIJ海外进出口）、阿根廷资本和第三国行为者。

最近，行业观察家和受访者报告中国公司在此类供应链中下游参与缓慢增加。此处，潍坊彩虹被视为先驱。从2001年最初开始，彩虹重点就是出口市场。以惊人速度发展，年销售额2011-2023年间增长12倍至近150亿元（当前超20亿美元）。全球范围内，彩虹2024年位列第十大农药公司，较2021年第12位上升，2015年甚至未进前35。公司2008年开始国际化，阿根廷与澳大利亚同为首批目标市场。随后年份有一系列原药登记，均源自中国。此处，公司战略利用草甘膦抗性提供的机会，为那些最近惊人复兴的老除草剂建立强势市场地位。除2,4-D外，这主要涉及莠去津、麦草畏、草铵膦（glufosinate）、异丙甲草胺（metalochlor）和百草枯。

下一步，公司2010年建立自有子公司Rainbow Agrosciences S.A.以更好引导从中国进口。彩虹随后通过2015年收购本地配方商Green Crops多数股权扩大在阿根廷存在。最近它支持成立新农化公司Agroterrum，2023年4月开始运营。Agroterrum至2024年2月已登记23种配方产品，至当年10月增至39种。公司产品在彩虹的Green Crops设施配方，原药材料独家从中国采购。如此，彩虹建立依赖两大支柱的市场存在：（1）向进口公司销售，以现成配方产品或供本地配方的原药形式（B2B）；（2）通过关联公司（Green Crops, Agroterrum）向区域市场分销商销售（行业称B2C）。

全球疫情与乌克兰战争：短期危机与长期效应？

至此分析表明不同空间尺度交汇发展对全球农药复合体产生不均影响的程度。2000年代末出现的挑战构建了2010年代农药生产、贸易和使用。中国大型仿制药生产商强势受益，利用中国产业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标准以及中小企业逐渐退出市场。

当产业面临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时正是此状况。鉴于对配方产品、原药和中国原材料的依赖，疫情对全球供应链产生立竿见影后果。继早先讨论的环境限制之后，中国政府实施封锁和进一步限制，中断全球农药供应。尤其存在物流问题。港口关闭和集装箱短缺导致2020-2021年运输成本飙升。加之紧密整合的准时化生产过程、工厂关闭、原材料和劳动力短缺，导致中国生产产出下降，对阿根廷或巴西等国产生特别强烈影响。

对市场研究报告、行业新闻和自身访谈的分析表明，近年全球产业关键挑战之一再次是农药产品市场价格日益波动。我们关注阿根廷等买家必须为中国原药支付的农化出口价格。从2021年3月至2022年2月峰值价格陡升，随后强劲下降至2022年5月。数字显然因个体化学物质而异。对草甘膦，下降持续至2023年，出口价格2023年4月达每公斤4-5美元。在阿根廷，配方产品价格大致类似发展。显然疫情和乌克兰战争发挥重要作用。然而需补充，农药产品价格在2010年代变得更具波动性，2015年以来日益如此。例如草甘膦价格受中国重组、日益复杂供应链中库存不足和过剩、美国诉讼和阿根廷关键作物波动生产条件影响。因此近期情境危机加剧了长期趋势。

细察之下，定价机制远非简单。一方面，疫情期间供应链中断和运输成本上升使农药产品更昂贵。乌克兰战争因能源成本上升间接贡献于此。例如阿根廷农民2022年支付农化投入比2021年多30%。但这对个体农民的真正意义取决于额外因素。作物价格有决定性影响。若作物价格相对较高，如疫情期间因俄乌战争等情况，农化投入价格上涨可大体吸收。然而可能存在导致高于预期收成的反作用动态（如有利天气条件）。这些影响可能导致作物价格降低、农民利润挤压、农药需求降低和农药价格下降。然而，所有这些发展不均展开。低作物价格倾向有利于低成本仿制药产品而非大公司营销的已建立品牌，而高价时相反。

另一干预变量是农化供应链库存水平。例如疫情引发中断仅随时间滞后影响价格，因下游分销渠道各行为者及时充实库存。库存通常在农药需求"好"年份后低（困难天气、高害虫压力、强作物价格），"坏"年份（如疫情期间经历）后高。

鉴于这些矛盾动态，全球农药市场保持稳健并继续2018-2023年价值上升轨迹不令人惊讶，此期间从680亿美元升至780亿美元。强劲价格上涨（尤其草甘膦）补偿疫情期间量下降，而2023年价格下跌抵消量增长导致市场价值停滞。许多行业内部人士预期的严重危机似乎已解决，至少短期如此。大多数农药产品供应链回归"正常"，价格似乎再次稳定。

再次，需强调政府干预作用。关键措施是将农化产业纳入许多国家经济"必需"部门组。在中国，政府将农化和种子部门排除在封锁外，并通过审批程序和许可证续期临时措施支持产业。响应行业游说努力，印度政府机构认识产业重要性并采取缓解压力措施。植保协会（CropLife）类似向拉美政府施压。大多数国家宣布农业和食品生产为关键部门，也包括农化产业和农药等投入供应。例如南方共同市场国家通过降低共同外部关税十个百分点促进农药进口。这包括巴西和阿根廷等关键市场。

这些干预可解释为何关于对中国依赖增加的警告及去全球化和近岸呼吁相当微弱。有行业代表推荐双重采购策略，但大多涉及添加印度作为采购地，而非大规模尝试"回流"生产能力。首要原因是生产成本，也因农药生产外包至中国和印度未吸引制药业同等公众审查。

最后，需再次意识到疫情和乌克兰战争不均展开方式。尤其因这些断裂非在真空中发生，而是在早先讨论发展构建的崎岖地形上展开。首先，中国作为农药原药和配方生产商的崛起仅暂时中断。中国政府干预帮助产业抵御疫情不利影响。生产能力再次跨不同产品类型增长，包括原药、配方产品和中间化学品增长超100万吨。农药出口量值显著下降尽管量升，归因于草甘膦等物质依赖，其价格急剧下降。然而中国出口长期预测假设进一步增长，值方面也如此。

量增长受2020年所谓仅出口登记（JD登记）过程复兴推动。此类"仅出口"登记允许公司仅为出口目的生产农药。此法规还包括条款允许农药原药国内禁用后维持仅出口登记，如百草枯情况。当前，仅出口农药占中国总出口约十分之一。

按三大农药类别分解出口数字清晰表明除草剂继续对中国农化产业至关重要。根据中国海关数据，除草剂占2020年所有配方产品出口的63.7%。2019年，六大最重要出口原药中四种是除草剂。那些补充草甘膦的老物质突出。除草甘膦外，关键出口产品是除草剂百草枯和莠去津、杀菌剂百菌清（chlorothalonil）和杀虫剂毒死蜱（chlorpyrifos）。除草剂烯草酮（clethodim）排第六。

但这不是中国资本单方面强加世界的直白故事。首先，中国"走出去"政策主要涉及全球南方市场。2020年，北美和欧洲按出口值分别占12.1%和11.5%。拉美占28.7%，亚洲其他地区占30.6%。当对美出口同比停滞，对阿根廷或印尼出口分别增32.7%或26.5%，需谨记逐年变化信息有限。

其次，中国资本在本地出口市场也面临挑战限制扩张。阿根廷恰为例证。全球金融危机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对国民经济产生严重后果，2010年代日益难以处理。关键要素是与贸易失衡相关的爆炸性经常账户赤字。政府引入严格进口和货币管制，阻碍中阿农药贸易并使许多阿根廷进口商2023年无法支付中国供应商。某些时候这意味着几乎所有关键本地公司被中国国有出口保险公司Sinosure列入黑名单，有效阻止与中国业务。尽管有办法解决问题，这严重阻碍贸易并表明国家层面监管措施如何使贸易关系和供应链管理复杂化。

南向全球转移的持续及中国地位加强受进一步过程折射。很快明显当前情境危机（尤其疫情）赋予全球农化资本集中新动力。大型全球运营公司显然比小公司更能抵御不利条件。这包括传统研发型和新兴仿制药跨国公司。例如拜耳或先正达（先正达集团研发部分）等公司受关键物质供应短缺影响较小。或因自有足够生产能力，或因依赖型小原药供应商优先履行与这些公司承诺。阿根廷国家货币和贸易限制同样如此。跨国公司（无论大小）发现解决问题容易得多，因能通过阿根廷外总部引导资金流。

总之，虽然近期围绕疫情的干扰可能大体暂时，但其效应将对产业未来产生反响。在中国，持续集中过程聚集新速度，关键生产商利用形势接管中小型企业或在被迫终止生产时吞噬市场份额。

研究结论与意义

前述分析中，我们讨论了全球农药复合体发展作为被情境危机构建和折射的空间历史过程。我们识别三个此类时刻并将其用作分析启发入口，特别强调中国产业和国家发挥的作用。我们通过此历史分期阅读发现并讨论超越实证案例的四个普遍结论。

首先，分析表明从情境视角将焦点从独特稳定时期转向标志阶段转换的断裂和摩擦或有裨益。此关键要素是情境危机的关系特征。给定时刻产生挑战的解决方案为结合创造新情境危机的挑战和冲击提供温床。当关键农药化合物专利到期，结束少数原有跨国公司 lucrative 商业模式，触发仿制药农药生产激增并为新企业参与者出现铺路，最初在全球北方，但日益在中国和印度。然而受草甘膦惊人成功驱动，仿制药革命很快转为对全球农药复合体的威胁，尤其因繁荣的环境限制和双重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是2000年代长期矛盾积累的关键场域，导致中国及全球深远产业重组。随着2010年代推进，然而，中国生产能力与国内需求间失衡导致全球市场和供应链摩擦，被近期疫情和地缘政治不安全尖锐凸显。

其次，发现阐明级联情境危机如何与市场斗争连接并在全球化产业和供应链中不均展开。全球农药复合体分析显示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仿制药革命如何导致原有公司与新仿制药公司两极分化。最初复制南北分歧，仿制药部门随后见证中国资本日益参与及有限程度印度资本。新自由主义化为双方公司提供机会，促发市场斗争导致仿制药部门在复杂全球供应链中分层。同时，产业双方仍普遍二元区分需限定。出现与研发型跨国公司建立供应商关系并上游与小公司建立级联供应链的大型跨国企业，尤其在中国。随着大仿制药跨国公司日益参与研发而原有跨国公司自身日益依赖后专利产品，我们看到双方阵营组织趋同。2000年代末情境危机出现另一不平等维度。小生产商和农民遭受草甘膦危机时，其他参与者从新积累机会受益。虽然这可能有利于大跨国资本，但分析也警示大跨国公司全能、压倒性和始终控制权的单向表征。看似进一步巩固全球统治的长期战略决策，事实上可能是针对不必要越界的短期修补，无论是针对看似依赖的边缘公司，还是针对似乎可用技术修复控制的被动自然。

关键原因在于，第三，不同尺度国家在塑造此不均发展中的作用。全球农药复合体示例中，这始于中国国家，其在2000年代创造监管条件使中国公司成为全球原药主要供应商。中国国家随后在环境挑战增长推动下重组产业，导致2010年代进一步集中和整合。它还促进对全球南方国家出口，尤其作为国内过剩生产的地理修复。此基础上，中国公司能推出农药供应链并在阿根廷等重要农药市场扩大地位。然而2010年代中期起阿根廷国家发展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干预为国内公司作为关键农药产品配方商提供机动空间，表明名义较弱行为者能限制中国公司扩张并限定中国主导的单向表征。

近期疫情驱动关键时刻短暂复杂化这些发展。保护"必需"产业活动的协同国家干预帮助公司应对挑战。然而，部门此后经历全球供应链市场价格和库存高波动，放大早先情境危机后已开始过程。

最后，情境危机分析明确表明，除历史分期外，聚焦全球生产和贸易演化地理不可或缺。我们识别"南南"供应链和生产网络日益重要性，使长期南北不平等复杂化。但如仿制药公司角色变化及这些公司与研发型跨国公司间模糊化讨论说明，我们应谨慎用类似单向南南视角替代南北视角。此在日益复杂供应链背景下尤然，其全球配置和架构仅能有限把握。供应链隐藏传统原有公司与中国或印度生产商间供应商关系。因此，将全球农药复合体视为同时"超国家且亚全球"具意义，在领土限定民族国家和由全球供应链缠结构成空间间隙处展开。中国在限制与扩张期、领土保护与出口促进作为不同情境危机挑战地理修复间振荡恰为例证。同样，从明显更依赖位置，上文讨论阿根廷国家干预也成立。

本研究通过情境危机透镜，不仅揭示了全球农药产业的重组逻辑，更为理解全球南方国家在多重危机下的产业升级路径提供了重要启示。国家干预与市场力量的复杂互动、供应链各环节参与者的不对称依赖关系，以及南南贸易中的能动性空间，都挑战了传统的中心-边缘叙事。这一分析框架对于研究其他全球生产网络在多重危机下的演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