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Siri Gullestad的文章《跨性别者——对精神分析的挑战？》的评论

《The Scandinavian Psychoanalytic Review》：Review of Siri Gullestad’s article transgender – a challenge for psychoanalysis?

跨性别议题中的二元论批判与治疗政策争议。作者Gullestad反对固定性别观并倡导流动视角，但被指忽视多元弱势群体，轻视治疗后悔问题，未建立性别稳定性与流动性的辩证关系，且过度倾向非批判的认同政策。研究强调需平衡科学证据与文化意识形态，避免将治疗决策简化为政治站队。

　　在探讨性别与性取向议题时，Gullestad的文章引发了广泛讨论。她对性取向和性别二元论的批判性观点，尤其针对心理分析领域对跨性别者的固定认知框架，提出了重要的质疑。然而，她的论述方式在某些方面也引发了争议，被认为可能过于片面，未能充分考虑到跨性别群体的复杂性以及心理分析在这一领域的潜在贡献。本文旨在对Gullestad的观点进行分析，并探讨其文章中所体现的倾向性，以及心理分析在理解跨性别议题中的独特价值。

首先，Gullestad的主要论点之一是反对将跨性别者视为病理化的对象。她认为，传统的心理分析理论在性别和性取向问题上存在过于固定的二元观念，这种观念可能对跨性别者造成误解和伤害。这一观点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历史上的心理分析曾对同性恋群体持有强烈的偏见，而如今，随着性别议题的日益开放，跨性别者的心理需求和身份认同问题也逐渐受到关注。Gullestad强调，心理分析应采取更加包容和尊重的态度，避免将跨性别者的身份经历简单地归结为病理现象。这种立场符合当代社会对多元性别认同的尊重，也为心理分析在这一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然而，Gullestad的文章在某些方面显得过于倾向性，未能全面评估跨性别群体的复杂性。例如，她将跨性别者的身份认同视为一种流动的、非二元的体验，但忽略了跨性别者中许多个体对稳定二元身份的追求。事实上，许多跨性别者在经历性别过渡后，仍希望获得社会认可和身份的稳定性，这种需求并非完全与心理分析的理论相悖。相反，心理分析的理论强调个体在心理发展过程中经历的动态变化，包括性别认同的形成与稳定。因此，Gullestad的观点虽然具有一定的批判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跨性别群体内部的多样性，以及个体在性别认同上的不同阶段。

此外，Gullestad对跨性别治疗的讨论也显得较为片面。她倾向于支持性别肯定治疗，认为这种治疗方式能够帮助跨性别者实现自我认同，而反对“观望”这一做法。然而，近年来多个国家的官方健康机构对跨性别治疗的长期效果和风险进行了系统性评估，发现目前的科学证据尚不足以支持对青少年进行性别肯定治疗的广泛实施。例如，瑞典国家健康技术评估机构（SBU）在2016年和2022年分别对8900和16467项研究进行了回顾，仅发现115项和36项研究具有科学价值，这表明当前关于跨性别治疗的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缺乏足够的数据支持。因此，将治疗决策完全建立在个体的主观体验之上，可能忽视了治疗过程中潜在的风险，尤其是对未成年人而言，他们的身份认同仍处于形成阶段，决策的长期影响尚不明确。

与此同时，Gullestad的文章未能充分探讨跨性别群体中存在的一些特殊问题。例如，近年来，西方国家中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寻求跨性别治疗，这一趋势引发了关于治疗需求是否真实、是否受到社会影响的广泛讨论。一些研究指出，这种增长可能与社会观念的变化、媒体对跨性别议题的传播，以及青少年对自我认同的探索有关。然而，Gullestad似乎没有充分考虑这些因素，而是将重点放在对治疗方式的批判上。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对跨性别群体的误解，尤其是在处理那些可能因社会压力或身份探索而寻求治疗的青少年时，过于简单的“肯定”态度可能掩盖了更深层次的心理和社会问题。

在讨论治疗中的“后悔”问题时，Gullestad也表现出一定的轻率态度。她认为，治疗的“后悔”并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甚至指出“人类总是会后悔”。然而，实际上，治疗后悔是一个复杂且多维度的现象，涉及个体的心理发展、社会环境、治疗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等。一些研究表明，尽管部分接受治疗的跨性别者在长期跟踪中表示满意，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人在治疗后经历了身份认同的困惑或不满。这些结果并非完全由治疗本身造成，而是与个体的心理状态、社会支持、治疗的适应性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将“后悔”问题简单化为哲学讨论，可能忽视了其实际的心理和社会意义。

更重要的是，Gullestad在文章中未能充分考虑心理分析在性别和性取向问题上的独特贡献。心理分析不仅仅是一种治疗方法，它更是一种理解人类心理结构和行为模式的理论体系。在性别认同问题上，心理分析强调个体在心理发展过程中经历的复杂变化，包括性别认同的形成、身份的稳定性与流动性之间的相互作用等。例如，弗洛伊德在其著作中指出，性别认同的形成与个体的性心理发展密切相关，而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包含多种动态因素。因此，心理分析在理解跨性别者的心理发展过程中，可以提供更深层次的洞察，帮助专业人士更好地评估个体的需求和治疗的潜在影响。

此外，Gullestad的文章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对科学证据的忽视。她主张心理分析应摆脱传统的二元框架，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看待性别和性取向的多样性。然而，这种主张可能忽略了科学方法在评估治疗效果和风险中的重要性。跨性别治疗涉及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多个领域，其效果和风险需要基于充分的科学研究和临床经验来评估。因此，心理分析在这一领域的发展，不应仅仅依赖于哲学性的讨论，而应与科学研究相结合，以确保其理论和实践的严谨性。

最后，Gullestad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将性别和性取向问题与文化战争联系在一起，认为这些议题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然而，这种观点可能过于简化了问题的复杂性。性别和性取向议题确实涉及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多个层面，但将这些问题完全归结为文化战争的产物，可能会忽视个体的心理需求和社会支持的重要性。心理分析作为一门科学学科，应当在尊重个体经验的同时，保持对科学证据的开放态度，避免陷入意识形态的对立。

综上所述，Gullestad的文章在反对传统性别二元论和病理化跨性别者方面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在探讨跨性别治疗和心理分析的贡献时，显得过于倾向性，未能充分考虑科学证据、个体差异和社会背景等因素。心理分析在性别和性取向问题上的独特价值，不仅在于其对个体心理发展的深入理解，还在于其对复杂问题的开放态度和科学探索精神。因此，在未来的讨论中，应更加注重心理分析的科学性和多样性，以更好地服务于跨性别群体的心理健康和发展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