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工人健康行为聚类分析：非恢复性睡眠与恢复性睡眠人群失眠、睡眠呼吸暂停及抑郁症发病风险比较

《Acta Psychologica》：Clustering of health behaviors in male workers and comparisons of incidences of insomnia, sleep apnea, and depression between non-restorative sleep and restorative sleep

本研究针对工作人群睡眠健康促进需求，通过分析51,351名40-59岁日本男性工人的健康体检数据，采用潜在类别分析(LCA)识别出4种健康行为聚类模式，并进一步比较非恢复性睡眠(NRS)与恢复性睡眠(RS)人群的失眠、睡眠呼吸暂停和抑郁症发病风险差异。结果显示健康行为基础下的NRS/RS可解释睡眠呼吸暂停和抑郁症发病风险的差异，为制定针对性睡眠健康促进策略提供重要依据。

　　

睡眠健康已成为现代职场健康管理的核心议题。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睡眠障碍如失眠和睡眠呼吸暂停不仅直接影响员工的工作表现，增加工伤风险，还与情绪障碍如抑郁症密切相关。在各类睡眠问题中，非恢复性睡眠(Non-restorative sleep, NRS)作为一种常见但容易被忽视的症状，表现为睡醒后仍感觉疲惫、未得到充分休息。这种状态不仅是失眠、睡眠呼吸暂停和抑郁症的共同表现，更被证实是预测这些疾病发生的重要风险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个体的健康行为模式——如饮酒、吸烟、运动习惯和体重状况——往往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以特定的组合形式出现。以往研究证实，吸烟者往往伴有大量饮酒的习惯，缺乏运动者更易出现肥胖问题。这种健康行为的聚集现象提示我们，针对单一行为的干预效果可能有限，而采取多健康行为改变(Multiple health behavior change, MHBC)的综合干预策略可能更为有效。然而，目前尚缺乏研究探讨在特定健康行为聚类模式下，NRS如何影响失眠、睡眠呼吸暂停和抑郁症的发病风险。为解决这一科学问题，来自日本杏林大学健康科学部的Tomoki Kishi等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大规模队列研究。

本研究团队利用日本建筑与土木工程健康保险协会的健康数据库，纳入了2015财年接受健康体检的51,351名40-59岁男性工人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人员采用潜在类别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 LCA)方法，基于饮酒频率和量、吸烟习惯、运动习惯以及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等指标对参与者进行聚类分析。随后，根据健康体检中“睡眠后是否感觉充分恢复”的回答，将每个聚类进一步分为NRS组和RS组，进行平均2.6年的随访观察，记录新发失眠、睡眠呼吸暂停和抑郁症的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日本男性工人可被分为四个具有明显特征的健康行为聚类：聚类1为“饮酒者，很少吸烟”(占42.1%)，聚类2为“很少饮酒者”(占24.8%)，聚类3为“肥胖、偶尔酗酒者”(占18.3%)，聚类4为“每日饮酒和吸烟者”(占14.7%)。

在失眠发病风险方面，研究发现所有聚类的NRS组失眠风险均显著高于RS组，但不同健康行为聚类之间的失眠风险无显著差异。这表明失眠风险主要与是否存在NRS有关，而与具体健康行为组合关系不大。

睡眠呼吸暂停的发病风险则呈现出不同的模式。聚类3(NRS组)的风险最高(HR=1.88)，其次是聚类1(NRS组)(HR=1.39)。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聚类3的RS组，其睡眠呼吸暂停风险也相对较高，这可能与该聚类中普遍存在的高BMI和大量饮酒行为有关，这些因素均是睡眠呼吸暂停的已知风险因素。

抑郁症的发病风险在聚类2(NRS组)(HR=1.71)和聚类4(NRS组)(HR=1.63)中尤为突出。这一发现与既往研究一致，即完全不饮酒者和重度饮酒者的抑郁症风险均高于适度饮酒者。聚类2中风险的增加可能与社交活动减少、社会支持网络较弱有关，而聚类4则可能与使用酒精作为助眠手段导致的睡眠质量进一步恶化相关。

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主要采用了潜在类别分析(LCA)进行健康行为聚类，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计算风险比(Hazard ratio, HR)，并通过Kaplan-Meier法绘制发病曲线。研究样本来源于日本建筑与土木工程健康保险协会的健康数据库，包含健康体检结果、医疗治疗和配药记录等匿名数据。

研究结果一：健康行为聚类特征

通过潜在类别分析，研究成功识别出四个具有明显特征的健康行为聚类。聚类1特征为经常饮酒但很少吸烟；聚类2特征为很少或从不饮酒；聚类3特征为高BMI和偶尔大量饮酒；聚类4特征为每日饮酒和吸烟。这些聚类反映了日本中年男性工人中典型的健康行为组合模式。

研究结果二：失眠发病风险比较

在所有健康行为聚类中，NRS组的失眠风险均显著高于RS组，但不同聚类之间的失眠风险无显著差异。这表明失眠风险主要与睡眠质量本身有关，而不受特定健康行为组合的显著影响。

研究结果三：睡眠呼吸暂停发病风险比较

睡眠呼吸暂停风险在聚类3(肥胖、偶尔酗酒者)的NRS组和RS组均较高，同时在聚类1(饮酒者，很少吸烟)的NRS组也显著升高。这一结果突显了肥胖和饮酒行为对睡眠呼吸暂停的重要影响，即使在没有NRS症状的人群中也是如此。

研究结果四：抑郁症发病风险比较

抑郁症风险在聚类2(很少饮酒者)和聚类4(每日饮酒和吸烟者)的NRS组中尤为突出。这表明完全不饮酒和重度饮酒均可能增加抑郁症风险，而NRS的存在进一步加剧了这种风险。

本研究结论部分强调，健康行为基础下的NRS/RS可以解释睡眠呼吸暂停和抑郁症发病风险的差异，但对于失眠风险，主要与NRS本身有关，而与特定健康行为组合关系不大。这一发现对制定针对性的睡眠健康促进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揭示了不同健康行为聚类模式下NRS与特定睡眠障碍和情绪障碍之间的复杂关系。实践意义上，本研究结果为工作场所健康促进提供了重要启示：对于聚类3(肥胖、偶尔酗酒者)，应重点推荐体重管理和饮酒节制；对于聚类2(很少饮酒者)和聚类4(每日饮酒和吸烟者)，则需要关注抑郁症的预防和早期干预，同时纠正将酒精作为助眠手段的错误观念。

尽管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如外部效度受限、健康行为自我报告可能存在的偏倚、缺乏工作相关因素的控制等，但其大规模样本和严谨的研究设计为理解健康行为、睡眠质量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宝贵证据。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女性工人、不同职业群体以及健康行为动态变化对睡眠健康的影响，为制定更加精准、有效的睡眠健康促进策略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