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价值加权的绿地暴露指数:整合文化生态系统服务实现公平效益的新指标

《Ecological Indicators》:Social value-weighted greenspace exposure index: A novel metric integrating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for equitable benefits

【字体: 时间:2025年10月27日 来源:Ecological Indicators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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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针对当前城市绿地(UGS)评估过度关注空间覆盖而忽视感知质量的问题,创新性地提出社会价值加权的绿地暴露指数。研究人员通过公众参与式地理信息系统(PPGIS)调查(n=558)和SolVES模型,量化了厦门市绿地的文化生态系统服务(CES)价值。研究发现传统覆盖率评估(10.28%)高估了实际享受水平(社会价值加权评估为6.49%),且社会价值分布不均导致健康效益基尼系数从0.69升至0.79。该研究为推进SDG 11包容性城市环境建设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支持。

  
在城市化的快速进程中,城市绿地作为重要的生态基础设施,其价值评估一直面临着重大挑战。传统评估方法往往局限于简单的绿地覆盖率统计,就像只计算图书馆藏书量而忽视书籍质量一样,无法真实反映市民实际享受的绿地服务质量。这种"见林不见木"的评估方式,导致我们难以准确判断市民是否真正获得了能够促进健康、提升生活品质的高质量绿地资源,从而掩盖了环境公正领域的系统性不平等问题。
这一问题在《Ecological Indicators》发表的最新研究中得到了深入探讨。研究人员指出,现有评估存在三个关键局限:过度依赖土地覆盖分类而忽视生态系统服务效能;缺乏对主观体验维度的整合;以及决策过程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制度性障碍。这些局限 collectively 阻碍了我们对市民从绿地获得价值程度的准确认知,特别是在绿地可达性不平等与健康差异已建立明确联系的背景下。
为突破这些局限,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创新性研究,将文化生态系统服务(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CES)和社会价值作为感知绿地质量的代理指标。通过为期四个月的实地调查,他们在厦门市对558位市民进行了系统调研,量化了绿地的社会价值,并将其整合到绿地使用及其在社区间不平等的评估中。
研究采用了三个关键技术方法:首先通过PPGIS调查收集市民对六类社会价值的感知数据;其次利用SolVES模型模拟非调查绿地的社会价值分布;最后构建人口和社会价值加权的绿地暴露指数,并采用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评估不平等程度。研究还通过随机森林模型和SHAP值分析识别了不平等的主要驱动因素。
研究结果揭示了多个重要发现。在社会价值分布方面,模拟结果显示厦门市绿地社会价值存在显著空间异质性,热点区域集中在鼓浪屿、西部主岛等地区,主岛社区的平均社会价值(0.27)远高于外围区域(0.07)。环境因子分析表明,社会价值与距离道路、水体、居住区的距离密切相关,例如社会价值在距离最近道路500米处最优,超过2公里后趋近于零。
在绿地暴露水平评估方面,研究发现了传统评估与社会价值加权评估之间的显著差异。平均绿地覆盖率(GC)为10.28%,而人口加权绿地暴露(GE)和社会价值加权暴露(GESV)分别为5.93%和6.49%。典型案例分析表明,传统覆盖率指标可能高估具有低社会价值绿地区域的市民享受水平,而低估具有可比较绿地面积但高社会价值的区域。
时间动态分析揭示了绿地暴露的时空异质性。某些社区在夜间和周末表现出更高的GESV水平,这些社区通常位于沿海地区,提供日落景观或山地公园,吸引追求特定社会价值的个体。
在不平等评估方面,研究发现厦门建成区绿地暴露存在高度不平等,平均GE基尼系数为0.69,而社会价值加权的GESV基尼系数升至0.79。这种差异在核心区与外围区域的对比中尤为明显,主岛区域的不平等水平显著低于岛外区域。
驱动因素分析识别出绿地覆盖率(GC)、人口流动性聚集程度(POP_std)和最优社会价值水平(SV_max)是影响社会价值加权绿地暴露不平等的三个主要因素。方差分解表明,绿地覆盖率单独解释了47%的变异,而与社会价值的最大交互效应贡献了19%的变异。
基于SHAP值的聚类分析将38个社区分为四类,每类对应不同的主导驱动因素组合。例如,A类社区中绿地覆盖率是减少暴露不平等的关键因素,而B类社区则需要同时关注绿地数量、人口分布和社会质量三方面的改善。
研究结论部分强调,绿地供给是数量与质量相互作用的产物。仅当同时考虑这两个维度时,我们才能更细致地理解市民对绿地的实际享受情况,并认识到因绿地质量差异而产生的、微妙且常被忽视的健康效益不平等。社会价值加权指标使决策者能够优先干预不平等更严重的区域,解决UGS数量和感知质量方面的不足。
讨论部分进一步阐述了实践意义。在厦门等高密度城市中,盲目扩张或新建绿地往往不切实际,更可行的途径是改善现有绿地的可达性并提升其社会价值,特别是通过最大化重点城市公园项目的社会价值。针对不同集群的定制化策略使政府能够通过集群内的统一管理和跨集群的差异化策略进行高效响应。
该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将社会价值评估从定性描述推向定量化整合,为城市绿地规划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工具。特别是在中国城镇化进入提质增效的新阶段,这种注重"品质"而非单纯"数量"的评估思路,对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促进公共健康公平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环境需求的不断提升,这种以人民感知为中心绿地评估方法,有望在未来城市生态规划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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