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暴露组研究中整合积极的环境因素与区分父母角色的重要性
《Frontiers in Psychology》:Integration of positive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differentiation of parental figures in social exposom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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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年10月27日
来源: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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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暴露组范式,整合早期积极与消极社会经历,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与确认因子分析构建了早期社会暴露组模型,包含总体因子及四个特异性因子。结果显示总体因子与精神病理学升高及心理健康功能下降相关,而积极体验则呈现保护性作用。研究强调在暴露组模型中纳入积极经历的重要性,并指出不同关系背景(如父母与同伴)的逆境与保护因素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异质性。
早期环境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一直是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随着对心理疾病成因的深入探索,人们逐渐认识到,除了负面经历(如童年创伤经历,ACE)可能带来的风险外,积极的经历同样在塑造个体的心理健康和功能表现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过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负面经历上,而对积极经历的系统性分析则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引入“早期社会暴露组”(Early Social Exposome)的概念,整合正负两种类型的早期环境体验,构建一个更为全面的模型,以评估其对心理健康的综合影响。该研究不仅关注心理疾病的表现,还特别关注积极心理健康的指标,如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能力以及社会功能的维持。
本研究的参与者来自巴塞罗那的两所大学,共计1181名非临床背景的年轻成年人。研究样本中女性占76%,男性约占300人,显示出一定的性别比例差异。这种样本结构在解释研究结果时需加以考虑,尤其是在探讨父母类型经历对不同性别个体的影响方面。参与者在18至62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2.8岁,这一年龄段正处于心理疾病高发期,同时也为干预措施提供了关键窗口。研究团队通过使用多种已有的自评量表,收集了涵盖学校互动、家庭关系、同伴支持、邻里环境和经济状况等多方面的数据,共包括145个项目。这些数据不仅反映了个体的负面经历,也包含了正面经历的评估,从而确保了研究的全面性和客观性。
研究采用了一种复杂的统计方法,首先通过迭代的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对早期环境数据进行了降维处理,随后使用双因子确认性因子分析(BCFA)构建了最终的因子模型。这一方法不仅能够捕捉到整体的暴露组效应,还能识别出与特定环境维度相关的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最终的模型包括一个总体的暴露组因素和四个具体的子因素:积极经历、父亲型负面经历、母亲型负面经历以及角色倒置。总体暴露组因素与心理疾病水平升高、积极心理健康和功能表现下降呈显著正相关,而积极经历则表现出相反的趋势,即与心理疾病水平降低、积极心理健康和功能表现提升相关。母亲型负面经历对心理疾病的影响更为显著,而父亲型负面经历则与功能表现的下降相关,这与以往的流行病学研究结果一致。角色倒置因素虽然与主要结果领域关联较弱,但与韧性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这可能反映了在应对挑战过程中形成的适应性反应。
研究进一步探讨了早期暴露组因素与心理疾病、积极心理健康及社会功能之间的关系。总体暴露组因素对心理疾病、积极心理健康和功能表现的影响是广泛且显著的,而具体因素则在这些结果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关联性。例如,积极经历对心理疾病和功能表现的影响较为显著,但其效应规模相对较小。母亲型负面经历与心理疾病水平的升高相关,而父亲型负面经历则与功能表现的下降有关。这些发现表明,不同类型的早期环境体验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具有独特的机制,且父母角色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本研究采用了双因子模型,但其结果表明,总体暴露组因素在解释心理疾病和功能表现方面具有更强的预测力。这种效应可能源于总体因素吸收了大部分共同的变异,而具体因素则更多地反映了特定情境下的影响。因此,虽然双因子模型能够区分整体和特定的暴露效应,但其在解释具体机制方面可能受到一定限制。相比之下,其他模型(如相关特质模型)可能在解释特定因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时更具优势,但其解释力可能因包含非特定变异而受到影响。
此外,本研究还探讨了积极经历和负面经历在实际生活中的共存与相互作用。尽管研究中包含了一定数量的积极经历项目,但负面经历的比例明显更高,这可能影响了总体暴露组因素的方向性。因此,研究结果表明,早期环境的暴露组因素更多地反映了负面经历的存在,而积极经历则以反向的方式与总体因素相关联。这种模式与情绪正负维度的研究结果相似,即情绪正负通常被视为独立的维度,而非单一连续谱的两端。因此,研究强调了在评估早期环境因素时,必须同时考虑正负两种经历的独立作用,而非简单地将它们视为对立面。
本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它首次将积极和负面经历纳入到一个综合的暴露组框架中,从而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视角来理解个体发展过程中环境因素的作用。这种方法不仅有助于识别出哪些环境因素对心理健康的总体影响更大,还能揭示出哪些因素在特定情境下具有更显著的效应。例如,积极经历对心理疾病和功能表现的影响虽然不如总体暴露组因素显著,但其在促进个体韧性和提升积极心理健康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母亲型负面经历对心理疾病的影响更为突出,这可能与母亲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主要照顾角色有关,而父亲型负面经历则更多地影响了社会功能的维持。
研究还指出,在操作化和测量积极与负面经历时存在一定的挑战。尽管研究团队尝试涵盖了广泛的积极经历项目,但负面经历的比例更高,这可能导致总体暴露组因素更多地偏向于负面体验。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必要进一步探索如何平衡正负经历的测量,以确保模型的全面性和准确性。此外,本研究的样本主要来自中等偏上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这可能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因此,未来的纵向研究应考虑更广泛的样本群体,包括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个体,以更好地理解早期环境因素对心理健康和功能表现的广泛影响。
总体而言,本研究的结果强调了在评估早期环境因素时,必须同时考虑正负两种经历的作用。这种综合视角不仅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心理健康的形成机制,还能为制定有效的预防和干预措施提供理论支持。研究还指出,不同类型的早期环境体验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具有不同的路径和机制,因此,在临床实践中,应更加关注这些具体因素的识别和干预。同时,研究结果也提示,未来的研究需要在模型构建和数据收集方面进行更多的探索,以更好地平衡正负经历的测量,并提高研究结果的解释力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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