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支付提高了农村家庭在正规和非正规信贷渠道中的获取能力：来自中国的证据

《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Digital payments enhance both formal and informal credit access for rural households: evidence from China

数字支付采纳通过缓解正式信贷的条款性排斥与价格性排斥、降低心理障碍、提升金融知识以及强化非正式信贷网络，显著促进中国农民的正式与非正式信贷获取。基于2017-2019和2021-2023年7,522户面板数据，采用混合过程模型与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数字支付在信贷渠道选择中的双重效应，发现高频支付使用对非正式信贷获取存在替代效应，且显著提升信贷满足度。研究为农村金融数字化战略提供机制证据，强调数字基建与金融素养提升的协同作用。

　　数字金融在中国农村地区的快速发展，为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农民的信用获取难题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随着金融科技的不断演进，数字支付作为数字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逐步改变农村金融生态。这一研究探讨了数字支付的采用如何影响中国农民获取正式和非正式信用的能力，为政策制定者和金融机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参考。

农村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正式信用的可得性对于缓解贫困、提升消费水平、增加就业机会以及促进高质量创业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农村家庭普遍面临严重的信用约束，主要原因包括缺乏自有资本、抵押品不足以及还款能力较弱。即便在金融产品和服务可得性提高的情况下，许多农民仍因心理障碍或对金融系统的不信任而回避申请贷款。因此，构建一个强大的农村金融生态系统，不仅需要金融机构的努力，还需要农民对信用的正确认知和积极态度，以及金融素养的提升。

数字金融作为推动金融包容的重要力量，能够有效弥补传统金融体系的不足。在中国这样一个数字金融发展迅速的国家，许多学者已经证实，数字金融能够降低边际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拓展金融服务范围并降低金融服务门槛，从而显著提升家庭的信用获取能力。这尤其对那些金融知识有限、收入较低的农村家庭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减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此外，数字金融还能够提升金融素养、重塑金融行为，并促进农村家庭对金融市场的参与。

尽管数字金融在宏观层面的包容性价值广受认可，但直接分析数字金融包容指数可能忽略城乡金融差距，无法全面反映数字金融对农民信用需求、认知和行为的真实影响，从而限制了研究成果的应用范围。因此，研究应更加关注金融创新如何在微观层面影响个体，进而推动减贫和经济增长。鉴于当前农村地区数字金融的采用主要体现在数字支付的使用上，本研究重点分析数字支付使用对农民信用获取的影响。研究的潜在贡献包括：（1）构建一个从主观和客观角度分析数字支付采用对农民信用获取影响的理论框架；（2）探讨数字金融如何影响正式与非正式信用之间的关系；（3）分析数字支付采用对不同收入水平和信用用途的异质性影响，为推动农村金融包容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具普遍性的政策启示。

数字支付的采用通过多种机制影响农民的信用获取。首先，数字支付能够缓解正式信用市场中的条件性排斥和价格性排斥。传统金融体系中，农民由于缺乏抵押品、担保人或还款记录，往往被排除在正式信用渠道之外。此外，申请贷款的过程复杂、利率较高以及隐性成本难以量化，进一步限制了农民的信用获取。数字支付的出现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一方面，数字支付的便捷性、场景化、抽象化等特性，为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如商户贷款、农产品质押贷款和供应链金融等，这些产品和服务能够满足农民在不同场景下的金融需求，从而有效克服条件性排斥。另一方面，数字支付通过在线记录交易信息，帮助金融机构建立多维的农民信用档案，减少信息不对称，缓解传统金融服务中的信用歧视，为缺乏抵押和担保的农村家庭提供信用支持。同时，借助便捷的在线金融平台，数字支付还能缩短贷款审批时间，降低农村家庭的隐形融资成本，从而缓解价格性排斥。

心理因素在家庭经济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根据现状偏见理论，个体往往倾向于维持现状，不愿改变现有的行为模式。与正式信用相比，非正式信用历史悠久，仍是农民满足其信用需求的主要渠道。农民往往对正式金融机构保持心理和地理上的距离，这种保守偏见导致他们对正式信用的了解不足，甚至自我排除。一旦形成“正式信用难以获得”的信念，这种信念往往会持续存在。经济学家指出，这种保守偏见可能导致农民对新信息反应不足，从而错失重要的投资机会。心理障碍不仅影响家庭收入和福祉，还可能对子女的健康和教育投资产生负面影响。

借助信号理论，外部主体（如银行和其他信用机构）必须根据发送者传递的信号做出决策。信号的传递成本较高，而农民在展示其还款能力方面存在局限。数字支付的使用则能够生成“软信息”，有效解决信号传递中的挑战，减少信息不对称，从而提升农民对正式信用市场的信心。数字支付平台使农民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取信用产品和服务信息，提高其信用知识水平，帮助他们克服因缺乏金融信息而产生的排斥。这一过程表明，数字支付的普及能够逐步改变农民对正式信用的认知，使其从不自信的借款人转变为更有信心的借款人。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1**：数字支付的采用对农民的正式信用获取具有积极影响。
**H2**：数字支付的采用对农民的非正式信用获取同样具有积极影响。

数字支付不仅有助于农民获取正式信用，还可能通过增强非正式信用网络的稳定性，提升其信用获取的灵活性。非正式信用在农村金融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对那些被正式信用市场排除的低收入农民而言，它是一个重要的财务安全网。数字支付通过增强社会信任、降低社交成本以及提高交易透明度，提升了农民的非正式信用能力。此外，数字支付的使用能够自动记录交易信息，帮助农村家庭追踪财务往来，减少非正式信用交易中的纠纷和成本，从而进一步增强其非正式信用获取能力。

本研究采用“中国农村普惠金融调查”数据，覆盖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7522个家庭，时间跨度为2017年至2019年以及2021年至2023年。数据收集在2020年因疫情暂停，2021年恢复并调整了调查流程。为了确保研究的稳健性，我们使用了稳健的方法来处理内生性和选择偏差问题，包括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IV）方法。在回归模型中，我们以“信用获取”和“信用金额”作为因变量，以“数字支付采用”作为自变量，并引入控制变量，如受访者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网络等因素。同时，我们还控制了县级和年份的固定效应，以减少地区和时间因素对结果的干扰。

为了进一步验证数字支付采用对农民信用获取的影响机制，我们构建了一个中介效应模型。模型包括缓解条件性排斥和价格性排斥、减少心理障碍、提高信用知识以及增强非正式信用能力等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支付的采用显著降低了农民面临的条件性排斥和价格性排斥，增强了其对正式信用市场的信心，并提高了其信用知识水平。这些机制共同作用，使数字支付成为农民获取信用的重要工具。

此外，我们还分析了不同频率的数字支付使用对农民信用获取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频使用数字支付的农民在正式信用获取方面受益更大，而低频使用则对非正式信用获取有更显著的影响。随着数字支付使用频率的提高，其对非正式信用的“需求扩张效应”可能逐渐转变为对正式信用的“替代效应”，促使农民转向正式信用渠道以满足其资金需求。同时，数字支付的使用频率与农民的信用满意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表明频繁使用数字支付有助于金融机构更准确地评估农民的信用风险，从而更有效地满足其信用需求。

从异质性角度来看，数字支付的采用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民信用获取的影响存在差异。尽管精英捕获现象可能导致高收入农民更容易获得信用，但研究发现，无论收入高低，数字支付的采用都显著提升了农民的信用获取能力，且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数字支付的使用门槛较低，且具有较高的普及率，使得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民都能受益。同时，数字支付的采用对农业和非农业信用获取的影响也有所不同。研究发现，数字支付对非农业信用获取的影响更为显著，这表明在推动农村信用获取的过程中，应更加关注非农业领域的金融支持。

本研究的结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理论上，研究揭示了数字支付如何通过多种机制影响农民的信用获取，拓展了对数字金融在农村金融包容中的作用的理解。实践上，研究为政策制定者和金融机构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首先，应加快农村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确保农民能够便捷地使用数字支付平台。其次，金融机构应利用数字支付平台推广信用知识，提升农村家庭的金融素养。最后，政策制定者应将数字金融纳入更广泛的农村发展战略，以增强信用可得性并支持农村振兴。

尽管本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研究基于中国特定的金融环境，可能难以直接推广到其他市场结构和文化背景的国家。其次，研究主要关注数字支付采用的短期和中期影响，未来需要进一步探讨其长期效应。此外，由于数据限制，研究无法直接分析数字支付对具体贷款合同条款（如利率、还款期限和抵押要求）的影响。最后，研究未充分探讨数字支付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增加金融风险或过度借贷。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分析这些问题，以更全面地理解数字金融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为数字支付在提升农民信用获取能力方面的潜力提供了坚实的实证支持。通过缓解正式信用市场的条件性排斥和价格性排斥、增强农民的信用知识、减少心理障碍以及加强非正式信用网络，数字支付正在为农村家庭提供更灵活的融资渠道。政策制定者和金融机构应共同努力，推动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发展，提高农村家庭的金融素养，以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全面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