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龄妇女的再次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一项在中国山东省进行的横断面研究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Second birth intention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mong reproductive-aged women: a cross-sectional study conducted in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本研究针对山东省实施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展开调查。通过2402名18-45岁女性的横断面问卷分析，发现仅48.02%受访者愿意生育二孩。关键影响因素按重要性排序为生育时机、家庭经济状况、政策认知、户籍类型、社会家庭期望、婚姻状况、职业发展、家庭规模、育儿挑战、健康状况及独生子女身份。研究建议通过减轻育儿负担、支持独生子女家庭、保障女性健康与职业权益等政策组合措施提升生育意愿。

　　本研究聚焦于中国山东省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旨在为完善生育政策、提升生育率提供科学依据。在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山东省作为中国人口大省，其生育意愿和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够为全国范围内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随着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国家希望鼓励更多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以缓解人口结构失衡的问题。然而，实际数据显示，尽管政策短期内对生育率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长期效果仍不显著。因此，深入探讨影响女性生育意愿的因素，成为优化生育政策的关键。

研究采用横断面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山东省内2422名育龄女性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调查内容涵盖多个维度，包括年龄、户籍所在地、教育水平、职业状况、婚姻状态、家庭结构、经济状况、健康状况、政策认知以及育儿相关因素等。通过单变量分析和二元逻辑回归分析，研究人员识别出影响二孩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并进一步评估了这些因素的重要性排序。研究结果表明，仅有48.02%的受访者表示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这一比例较低，反映出当前政策实施效果有限，同时揭示了生育意愿背后复杂的多维影响机制。

从单变量分析来看，多个因素与二孩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关联。首先，年龄与生育意愿密切相关。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女性年龄普遍高于不愿意生育的女性，这可能与女性的生理状态、家庭规划及育儿能力有关。其次，户籍所在地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也较为显著。在山东省的西北部地区，女性更倾向于生育第二个孩子，而胶东半岛地区的女性生育意愿相对较低。这可能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成本以及文化观念有关。第三，教育水平对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更倾向于生育第二个孩子，这可能与她们对生育的认知、经济状况及社会压力等因素有关。第四，婚姻状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已婚且有子女的女性比未婚女性更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反映出婚姻和家庭结构对生育意愿的促进作用。第五，家庭成员数量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也较为明显，家庭成员较多的女性更倾向于生育第二个孩子，这可能与家庭对子女数量的需求和传统观念有关。第六，健康状况同样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的女性更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而健康状况较差的女性则相对犹豫。此外，对生育政策的认知程度、实际生育时间、育儿挑战、个人职业发展等因素也显著影响了女性的生育意愿。

进一步的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显示，多个因素在影响二孩生育意愿方面具有显著作用。其中，实际生育时间、家庭经济状况、政策认知、户籍所在地以及社会和家庭期望被列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实际生育时间越晚，女性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意愿越低。这可能与女性的生理条件、育儿能力以及对生育成本的考量有关。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女性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意愿也较低，反映出经济压力是影响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政策认知程度较高的人群更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这可能与政策带来的支持措施和减少不确定性有关。户籍所在地的差异进一步凸显了不同地区在生育意愿上的不均衡，可能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政策执行力度以及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社会和家庭期望则对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尤其是在传统观念较强或家庭支持体系较为完善的地区，女性更倾向于生育第二个孩子。

在进一步的主导分析中，研究者对各影响因素的重要性进行了量化评估，发现实际生育时间、家庭经济状况、政策认知、户籍所在地以及社会和家庭期望是影响二孩生育意愿的五大关键因素。这些因素不仅反映了个体层面的决策逻辑，也揭示了社会和文化环境对生育行为的深远影响。例如，实际生育时间越晚，女性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可能性越低，这可能与女性的生理年龄、育儿能力以及对经济和时间成本的评估有关。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则显著提升了女性的生育意愿，说明经济保障是促进生育的重要前提。政策认知的提高有助于女性更好地理解政策内容，从而更积极地参与生育决策。户籍所在地的差异则反映出不同地区在政策执行、社会支持和文化氛围上的不同，可能影响女性对生育的接受度和意愿。社会和家庭期望则进一步强化了女性的生育意愿，特别是在家庭支持较强或社会对生育有积极鼓励的地区，女性更可能做出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决定。

从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背景来看，生育意愿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首先，经济压力是影响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之一。高昂的生活成本、教育费用以及医疗支出，使得许多家庭在生育第二个孩子时面临较大的经济负担。尤其是在经济状况较差的地区，家庭可能更倾向于维持较小的家庭规模，以减轻经济压力。此外，职业发展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女性在追求个人职业发展的过程中，往往面临时间、精力和经济上的多重挑战，这可能导致她们推迟或放弃生育第二个孩子。因此，如何在职业发展和生育之间找到平衡，成为政策制定者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

其次，社会和家庭期望在生育意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一些地区，社会对女性生育数量有较高的期待，家庭内部也存在对生育的积极鼓励，这些因素可能促使女性更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然而，在另一些地区，尤其是经济发达、社会竞争激烈的沿海城市，社会和家庭对生育的期望可能较低，甚至存在一定的负面压力。例如，女性在职场中的晋升机会可能受到生育的限制，而家庭内部对育儿责任的分担也可能不够充分，这些因素都可能降低女性的生育意愿。

此外，健康状况和育儿挑战也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女性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其生育能力和意愿，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女性可能更倾向于推迟或放弃生育。而育儿挑战，如托育成本、育儿时间的分配以及育儿责任的分担，则可能增加女性的生育负担，从而降低其生育意愿。因此，如何减轻育儿负担，提供更加完善的托育服务和家庭支持，成为提升生育意愿的重要方向。

本研究的结果不仅揭示了山东省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现状，也为全国范围内的生育政策优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研究建议，政策制定者应采取多方面的措施，以提升女性的生育意愿。首先，在实际生育时间方面，应提供更加灵活的生育支持措施，如延长产假、提供针对高龄女性的辅助生殖服务以及加强生育规划的宣传教育。其次，在家庭经济状况方面，应加大对低收入家庭的经济支持，如提供直接补贴、降低托育成本以及实施优惠政策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第三，在政策认知方面，应加强生育政策的宣传和解读，通过多种渠道提高公众对政策内容的理解，增强政策的吸引力和可及性。第四，在户籍所在地方面，应调整政策支持的覆盖范围，减少城乡之间的差距，确保不同户籍群体都能公平地享受生育政策带来的福利。第五，在社会和家庭期望方面，应营造更加包容和支持的生育环境，通过社区教育、职场家庭平衡政策以及公共宣传，减少对生育的负面压力，增强社会对生育的积极态度。

从政策实施的角度来看，提升生育意愿不仅需要针对个体需求提供支持，还需要从社会和文化层面进行系统性调整。例如，加强家庭支持体系的建设，鼓励社会资源向育龄家庭倾斜，提高托育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减轻女性在育儿过程中的负担。同时，应关注女性在职业发展中的权益保障，避免因生育而影响其职业晋升和发展机会，从而减少生育对女性职业生涯的负面影响。此外，还需要通过改善社会对生育的态度，减少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和性别歧视，提升社会对生育的包容度和支持度。

研究还指出，尽管政策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其实际效果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综合考虑不同群体的需求和特点，制定更加精细化和个性化的政策。例如，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职业背景和不同家庭结构的女性，提供差异化的支持措施，以提高政策的覆盖面和有效性。此外，还需要关注政策的执行力度和公平性，确保所有育龄女性都能平等地享受到政策带来的福利，避免因地区差异或社会阶层差异导致政策效果的不均衡。

总体而言，提升生育意愿需要多维度、多层次的政策支持。在个体层面，应关注女性的健康状况、职业发展和育儿负担，提供相应的保障措施；在家庭层面，应加强家庭支持体系的建设，提高家庭对生育的接受度和积极性；在社会层面，应营造更加包容和鼓励生育的文化氛围，减少对生育的负面压力。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提升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从而推动生育率的回升，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此外，研究结果还为其他低生育率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借鉴，表明在制定生育政策时，应充分考虑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以实现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