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拉丁裔父母在自杀预防沟通方面的两个标准：美国出生的父母与外国出生的父母有何差异？

《Frontiers in Psychology》：Two scales to measure suicide prevention communication among Latino parents: how do U.S.-born and foreign-born parents compare?

双语版自杀预防沟通自我效能量表验证及文化差异分析。通过EFA和IRT分析发现，英语版量表单因素结构（方差48.8%，ω=0.88），西班牙语版三因素结构（方差51.6%，ω=0.82），情感支持项得分显著更高，文化敏感性差异显著。

　　本研究旨在验证一种针对美国拉丁裔青少年父母的“父母自杀预防沟通自我效能”量表（PSPCSE）的两个改编版本：适用于以英语为主的PSPCSE-Lat-E和以西班牙语为主的PSPCSE-Lat-S。这些量表旨在衡量拉丁裔父母在自杀预防沟通方面的自我效能，为这一群体提供更贴切的评估工具。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拉丁裔父母在面对青少年自杀风险时的心理状态和应对能力，从而为相关的干预措施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依据。

研究方法主要围绕量表的开发与验证展开。研究人员首先对原始的PSPCSE量表进行了文化敏感性调整，并引入了与致命手段安全相关的项目，以创建更符合拉丁裔父母需求的PSPCSE-Lat-E版本（共11个条目）。随后，该量表被翻译成西班牙语，并通过回译确保语言的准确性和文化适配性，从而形成PSPCSE-Lat-S版本（同样为11个条目）。这两个量表被纳入一项包含60个问题的调查中，调查内容还涵盖了父母的年龄、性别、教育背景、家庭主义水平、自杀知识以及对预防项目的偏好等信息。研究对象通过在线平台和社交媒体招募，最终共有634名拉丁裔父母参与，其中包括220名出生在国外的父母和414名出生在美国的父母。

研究结果表明，PSPCSE-Lat-E和PSPCSE-Lat-S在心理测量学特性方面表现良好。对于英语版本，探索性因子分析（EFA）揭示了其具有一个主要因子结构，解释了42.4%的总方差，而西班牙语版本则表现出三个因子结构，解释了51.6%的总方差。英语版本的因子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ω = 0.88），而西班牙语版本的内部一致性稍低（ω = 0.82），但仍然显示出良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进一步分析显示，英语版本的父母在讨论自杀相关话题时表现出更高的自信，而西班牙语版本的父母在情感支持方面则表现出更强的舒适度。这表明，不同语言背景的拉丁裔父母在自杀预防沟通中的关注点和能力可能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可能源于文化习惯、语言使用以及家庭结构的不同。

此外，研究还发现，西班牙语版本中的自杀相关条目虽然平均得分较低，但表现出更高的区分度，这可能意味着拉丁裔父母在面对直接提及“自杀”的问题时，可能存在一定的文化敏感性。例如，某些父母在讨论自杀相关话题时可能感到不安或难以启齿，这与拉丁裔文化中对心理健康问题的隐晦态度密切相关。因此，量表的开发必须充分考虑这些文化因素，以确保其在不同群体中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本研究的讨论部分指出，PSPCSE-Lat-E和PSPCSE-Lat-S作为评估工具，能够为拉丁裔父母的自杀预防沟通自我效能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这些量表不仅适用于研究领域，还可在临床和社区环境中使用，为心理健康工作者和自杀预防倡导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同时，研究还揭示了拉丁裔父母在自杀预防任务上的差异，特别是出生地对自我效能的影响。这些差异提示，针对不同出生背景的拉丁裔父母，应采取不同的干预策略，以更好地满足其需求并提高预防效果。

在因子结构方面，PSPCSE-Lat-S的三个因子分别对应家庭导向的沟通与支持、致命手段限制以及直接意识与干预。这些因子反映了拉丁裔父母在面对青少年自杀风险时的不同行为模式和心理反应。例如，家庭导向的沟通与支持因子包括与家庭关系密切相关的条目，强调了家庭内部的支持和沟通在预防自杀中的重要性。致命手段限制因子则关注父母如何限制青少年接触可能引发自杀的物品，这是自杀预防中的一项关键技能。而直接意识与干预因子则衡量父母在识别自杀预警信号和主动进行干预方面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PSPCSE-Lat-E的因子结构较为单一，主要聚焦于致命手段限制和直接意识与干预。这表明，英语为主的拉丁裔父母可能更倾向于直接与青少年讨论自杀相关问题，而西班牙语为主的父母则更重视家庭内部的支持和情感沟通。这种差异可能源于文化背景、语言习惯以及对自杀话题的敏感度不同。因此，在设计自杀预防干预措施时，必须考虑到这些文化因素，以确保其在不同群体中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在心理测量学分析方面，研究还采用了项目反应理论（IRT）来进一步评估量表的特性。IRT分析显示，西班牙语版本中的某些条目，尤其是与自杀直接相关的条目，表现出更高的区分度。这表明，这些条目在不同自信水平的父母之间具有更强的区分能力，可能反映出西班牙语版本在文化敏感性上的优势。然而，另一些条目，如与情感支持相关的条目，其区分度在西班牙语版本中反而较低，这可能意味着这些父母在某些方面的自我效能较高，但对某些具体问题的区分能力有限。

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其采用了自选样本的调查方法，这可能导致样本存在一定的偏差。例如，参与调查的父母可能更多是数字化素养较高、社会经济地位较好的个体，这种偏差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普遍性。此外，调查的横断面设计无法全面反映父母自我效能的动态变化，这种变化可能受到多种环境和心理因素的影响。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考虑采用纵向设计，以更准确地评估父母自我效能的变化趋势。

研究还指出，未来的研究应结合定性方法，以更深入地了解拉丁裔父母对PSPCSE-Lat量表中各项问题的理解和解释。例如，通过访谈或焦点小组的方式，可以收集父母的主观感受和行为模式，从而为量表的进一步优化提供依据。此外，研究还建议采用实验方法，如虚拟现实技术，来模拟父母与青少年之间的互动，以验证量表在实际应用中的效度。这种方法可以更直观地评估父母在面对自杀相关情境时的行为表现，从而为自杀预防干预提供更科学的依据。

综上所述，本研究不仅验证了针对拉丁裔父母的PSPCSE-Lat量表，还揭示了不同语言和出生背景的父母在自杀预防沟通中的差异。这些发现为未来的自杀预防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通过进一步优化量表，研究人员和心理健康工作者可以更有效地评估和提升拉丁裔父母的自杀预防沟通能力，从而为减少青少年自杀风险做出贡献。此外，研究还强调了文化敏感性和语言适配性在量表开发中的重要性，提醒我们在面对多元文化群体时，必须充分考虑其独特的需求和背景，以确保评估工具的适用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