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用户满意度和关键成功因素对坦桑尼亚Chamwino和Igunga地区气候变化适应措施可持续性的影响

《Frontiers in Climate》：Influence of relative user satisfaction and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on sustainability of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practices in Chamwino and Igunga, Tanzania

气候适应实践可持续性受用户满意度和关键成功因素共同影响，研究基于TAM和Pinto理论在坦桑尼亚两个农业区分析发现：土壤水保和植树造林可持续性最高（70.3%、66.3%），节能灶最低（48.7%）。主要驱动因素包括感知形象（β=0.912-1.198）、责任感和透明度，以及自我效能和易用性。政策建议需整合用户感知与制度支持，强化社区参与和资金保障。

　　全球气候变化对经济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其影响程度和类型决定了社会如何应对这些变化。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正在重塑全球的生态系统、经济结构和社会模式，对生计、粮食安全和生物多样性产生深远影响。在非洲，这种影响尤为显著，由于对雨水农业的高度依赖、适应能力有限以及社会经济挑战，75%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气候变化导致的贫困加剧和人口迁移，尤其是在某些地区作物产量下降了15%至35%，水资源短缺以及干旱和洪水等极端天气事件频率上升，进一步凸显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

坦桑尼亚作为非洲国家之一，已经经历了气候变化的现实影响。预计到2100年，该国许多地区的年平均气温将上升2-4摄氏度，某些区域（如西部、高地和北部海岸）在高排放情景下可能升温高达3.3-3.4摄氏度。气候预测表明，北部和南部地区可能会经历降雨量增加5-45%或减少10-15%。气候变化的主要影响包括严重洪水、频繁且持续的干旱、海平面上升、作物歉收、牲畜损失、水资源可用性和质量下降，以及蚊媒和水源性疾病的增加。坦桑尼亚的暴雨、洪水、干旱和山体滑坡已经导致内部迁移、粮食短缺和疾病传播增加。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因森林砍伐和生物质退化而加剧，影响了超过90%依赖木材燃料的家庭。

随着气候变化影响的日益明显，对有效且综合行动的需求也在增长，以帮助受影响的社区。世界各地采取了多种措施，这些措施基于减缓（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或降低其在大气中的浓度）或适应（调整以应对实际或预期的气候变化及其影响）。适应气候变化是科学、社区和决策之间的交汇点，具有不同的空间和时间尺度。适应受到社会问题、财政资源、政治背景、公众意识、气候变化的政治化或科学不确定性的影响。

在坦桑尼亚，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努力包括减缓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以调整变化条件。自2011年以来，坦桑尼亚通过欧洲联盟和AGRA支持的生态村项目实施了适应气候变化的实践，重点放在农业、水和能源领域。然而，实证研究表明，这些适应实践的可持续性常常在资金结束后3至5年内下降。一个重要的研究空白在于理解特定农业生态背景下适应实践长期可持续性的驱动因素，因为可持续性依赖于干预措施与社区需求、能力和外部支持结构的匹配。现有的研究主要关注适应干预措施的立即采用或短期结果，而较少关注其在外部资金结束后持续实施的情况。例如，虽然技术接受模型（TAM）强调用户满意度通过感知易用性和有用性来促进采用，但它未能解释这些感知如何与项目治理因素相互作用以确保持久性。同样，Pinto的项目成功理论识别出关键成功因素（CSFs），如问责、透明度和社区参与，作为项目成功的关键，但其在适应实践持续实施中的应用仍属探索阶段。RUS和CSFs在坦桑尼亚农业生态区的相互作用尚未系统研究，这在理论上形成了一个空白，即如何理解它们在影响适应实践可持续性中的互动。

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通过分析RUS和CSFs在坦桑尼亚Chamwino和Igunga生态村中对适应实践可持续性的影响，探讨其长期可行性。研究结果将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关于如何增强社区适应能力的见解，并提出可扩展的策略。理论框架上，本研究结合了TAM和Pinto的项目成功理论，以分析用户感知和治理因素对适应实践可持续性的共同影响。此外，研究还提供了坦桑尼亚农业生态区的特定见解，以支持适应实践的可持续发展。

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评估RUS和CSFs如何塑造这些适应实践的持续实施，以解决在特定农业生态背景下其长期可行性的理解不足。研究问题包括：（1）Chamwino和Igunga生态村的适应实践在资金结束后是否具有可持续性？（2）适应实践之间存在哪些相互依赖关系？（3）RUS和CSFs如何影响适应实践的可持续性？

在本研究中，可持续性被定义为在外部资金结束后，受益者持续实施适应实践的程度。Khalifeh等人（2023）区分了项目产品可持续性（如农业产量的持续提高）和项目过程可持续性（如持续的管理和活动）。例如，Hoque等人（1996）在孟加拉国的研究表明，用户接受度显著增强了适应实践的可持续性，而Pollnac和Pomeroy（2005）发现，社区对益处的感知驱动了持续参与海岸管理项目的积极性。因此，可持续性取决于干预措施与社区需求、能力和外部支持结构的协调。

研究结果旨在指导包容性的政策框架和推广策略，以增强社区对日益严重的气候变化的韧性。通过识别可行的策略以确保适应实践的持续实施，本研究为坦桑尼亚的农业生态区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它提供了基于证据的见解，帮助捐助者、政府和社区设计符合当地能力和需求的干预措施，从而降低资金结束后实施衰减的风险。最终，本研究希望推动全球关于气候适应的讨论，展示如何利用用户满意度和项目治理来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持续实施适应实践。

研究的理论框架基于TAM和Pinto的项目成功理论，以探讨RUS和CSFs对Chamwino和Igunga生态村适应实践可持续性的影响。这些理论提供了评估用户感知和项目管理因素如何促进适应实践持续实施的强大框架。TAM假设用户对技术或实践的采用和持续使用取决于两个核心构念：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这些感知影响RUS，从而影响长期参与。在本研究中，RUS通过代理指标如自我效能、主观规范、使用经验、感知风险、输出质量、结果可展示性、感知形象、兼容性、可用性和相关性来操作化，这些指标共同决定了社区对适应实践的接受度和持续性。而Pinto的项目成功理论认为，项目成功取决于内部（项目管理）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参与）因素。关键的CSFs包括高层管理支持（资源提供、沟通和专家指导）和监测与反馈（系统性跟踪和可操作反馈）。这些因素确保项目目标和利益相关者需求的一致性，促进可持续性。在本研究中，CSFs通过问责、透明度、资源提供和基于社区的监测与评估（M&E）框架来操作化，以支持适应实践在资金结束后持续实施。

尽管这些理论受到一些批评，认为TAM过于关注个体感知，忽视了如社会经济约束或文化影响等情境因素，这些因素在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例如，在农村坦桑尼亚，资源或教育的有限获取可能削弱感知易用性，限制TAM的解释力。此外，TAM可能无法充分捕捉可持续性的长期动态，因为它主要关注初始采用。Pinto的项目成功理论被批评过于以项目为中心，可能低估了社区驱动因素在可持续性中的作用。批评者认为，其对自上而下管理（如高层管理支持）的强调可能削弱基层参与，尤其是在由外部资助的项目中，外部优先事项可能与本地需求冲突。此外，该理论的广泛CSFs可能缺乏针对特定情境挑战的针对性，如农业生态区中的治理障碍。

尽管存在这些批评，TAM和Pinto的项目成功理论在分析坦桑尼亚生态村适应实践的可持续性方面仍然具有高度相关性。TAM对RUS的关注，特别是通过如感知形象、自我效能和可用性等因素，解释了为何像植树、土壤水分保护和高效能烹饪炉等实践在资金结束后仍能持续。这些发现与TAM的假设一致，即用户满意度驱动持续参与，尽管社会经济障碍可能降低某些实践的可持续性。

Pinto的理论补充了TAM，强调了如问责和透明度等CSFs对可持续性的显著影响。这些因素突显了治理和社区参与的重要性，与Pinto对利益相关者协调和反馈的强调相呼应。例如，基于社区的M&E框架支持了土壤水分保护的持续实施，而治理薄弱则导致高效能烹饪炉的可持续性较低。通过整合TAM和Pinto的理论，本研究揭示了RUS和CSFs如何相互作用以应对社会和治理障碍，为政策制定者设计具有韧性的适应策略提供了可操作的见解。

研究的理论框架结合了RUS指标和CSFs，以分析它们对适应实践可持续性的影响。RUS指标包括自我效能、主观规范、使用经验、输出质量、结果可展示性、感知形象、兼容性、可用性和相关性。CSFs包括资源提供、沟通、专家提供、个体表现、预期结果、问责、透明度、经验分享和合作。该框架认为，RUS和CSFs的相互作用创造了持续实施适应实践的有利环境，克服了社会和治理障碍。通过将TAM的用户中心视角与Pinto的治理导向因素结合，该框架提供了全面的视角，以解释适应实践可持续性的决定因素。

本研究采用了混合方法，结合定量和定性数据收集，以确保通过三角验证获得可靠的结果，并为适应实践的可持续性提供普遍性的见解。数据收集时间从2023年11月至2024年1月，针对参与ECO-ACT和IACCA生态村项目的家庭和利益相关者。结构化的家庭调查被用于收集295个受益家庭的数据，这些家庭积极参与了适应实践的实施，如植树、土壤水分保护和高效能烹饪炉。调查工具在Dodoma地区的Chololo生态村进行了预测试，以确保清晰度、相关性、可靠性和有效性，并根据调查对象的理解程度进行了调整。调查收集了关于可持续性水平和RUS指标如感知易用性和有用性等方面的数据。此外，从相关网站（如ECO-ACT和IACCA档案）和Chamwino和Igunga的地方政府办公室获取了二次数据，以补充主要数据并为研究提供背景。

为了深入理解适应实践的实施和可持续性，研究还进行了四次焦点小组讨论（FGDs），每次讨论包括10个有意选择的参与者，来自Idifu、Miganga、Mbutu和Mwabakima村庄。这些FGDs探讨了社区对CSFs的看法，如问责和透明度，这些因素影响了适应实践的可持续性。此外，还进行了10次关键利益相关者访谈（KIIs），与六位地方政府代表（包括村发展官员和政治领导人）、两位项目实施者（来自Dodoma的农村发展研究所和Igunga的Heifer国际）以及两位非政府组织代表进行了交流。这些访谈提供了关于治理、资源提供和适应实践持续采用障碍的专家观点，丰富了定性分析。

数据处理和分析使用Stata软件（版本18）进行，以评估资金结束后适应实践的可持续性。描述性统计包括频率和百分比，用于描述适应实践的实施程度。推断性统计用于测试变量之间的关系，如RUS和CSFs，以及它们对可持续性的影响。混合方法确保了分析的稳健性，通过将定量趋势与治理和用户感知的定性见解进行三角验证。分析分为三个关键部分：评估适应实践的可持续性水平、研究实践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评估RUS和CSFs对长期采用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RUS和CSFs显著影响适应实践的长期采用。在RUS指标中，感知形象是可持续性的最强预测因素，对植树和土壤水分保护等实践的影响尤为显著。其他用户相关因素如自我效能和可用性也显示出重要影响，特别是对土壤相关实践和堆肥使用的影响。在CSFs方面，问责和透明度显示出高影响力，而资源提供和沟通支持则显示出适度但积极的影响。这些结果表明，适应实践的可持续性不仅依赖于有效的干预措施，还依赖于确保公平和包容性的治理机制。

研究还发现，主观规范和个体表现的影响较弱，表明在资源有限的农村环境中，集体和结构性因素比个人偏好更重要。总体而言，研究结果表明，当用户满意度（RUS）和治理支持（CSFs）相互作用时，可持续性达到最大化。那些提供社会认可、促进问责和在透明系统下运作的实践更有可能持续，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以在长期社区韧性战略中嵌入适应实践。

研究结果强调了在资源有限的农村地区，适应实践的可持续性需要双重关注：提高用户满意度以促进采用，以及加强治理系统以确保透明度和问责。这些理解不仅适用于坦桑尼亚，还适用于其他干旱频发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这些地区面临类似的资源限制、环境压力和文化动态。强调低成本、用户友好的实践和强大的治理结构为在临时捐助支持结束后维持适应实践提供了可转移的框架。通过加强社会认可、建立本地能力并增强制度信任，政策制定者可以提高适应实践在不同农业生态区的持久性。最终，本研究展示了可持续气候韧性需要社区驱动的参与和透明的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