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调节困难与述情障碍对男性欺凌青少年愤怒的影响：敌意归因偏差的中介作用

《BMC Psycholog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and alexithymia with anger in male adolescents with bullying behaviors: the mediating role of hostile attribution bias

本研究针对欺凌行为男性青少年愤怒情绪的管理难题，探讨了情绪调节困难(DIER)和述情障碍通过敌意归因偏差(HAB)影响愤怒的心理机制。路径分析显示，DIER(β=0.19)和述情障碍(β=0.17)不仅直接预测愤怒，还通过HAB(β=0.32)产生间接效应。结果表明，改善情绪觉察与归因模式可能是减少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关键切入点。

　　

在青春期的风暴中，欺凌行为如同暗流涌动，成为困扰全球教育系统的公共卫生难题。伊朗作为欺凌行为高发国家，每年有大量青少年因愤怒失控而实施攻击行为，甚至引发严重的社会事件。现有研究表明，愤怒情绪是驱动欺凌行为的关键因素，但情绪调节困难(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DIER)和述情障碍(Alexithymia)如何通过认知偏差引发愤怒的机制尚不明确。这项发表于《BMC Psychology》的研究首次揭示了敌意归因偏差(Hostile Attribution Bias, HAB)在情绪功能障碍与愤怒情绪间的桥梁作用。

为解开这一心理机制谜团，研究团队在伊朗赞詹地区对1150名男生进行筛查，最终锁定332名具有高欺凌倾向的12-18岁男性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路径分析模型，研究人员系统检验了情绪调节困难量表(DERS)、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20)、社会信息加工-归因偏差问卷(SIP-ABQ)和状态-特质愤怒表达量表(STAXI-2)等工具的测量数据，并创新性地将年龄和母亲教育水平作为协变量纳入分析框架。

研究方法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和统计分析法。通过伊利诺伊欺凌量表(IBS)和巴斯-佩里攻击问卷(AQ)进行筛查，使用困难情绪调节量表(DERS)评估情绪调节能力，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AS-20)测量情感认知缺陷，社会信息加工-归因偏差问卷(SIP-ABQ)评估敌意归因倾向，状态-特质愤怒表达量表(STAXI-2)量化愤怒水平。采用Lisrel 8.8软件进行路径分析，检验敌意归因偏差的中介效应。

研究结果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所有变量均呈现显著正相关(P<0.01)，情绪调节困难与愤怒(r=0.29)、述情障碍与愤怒(r=0.39)、敌意归因偏差与愤怒(r=0.19)之间均存在显著关联。数据显示情绪调节困难平均分为121.15±13.75，述情障碍为69.34±8.51，敌意归因偏差为66.21±15.67，愤怒水平为103.18±12.39，各变量偏度和峰度指数均在-1到+1之间，符合正态分布假设。

路径系数分析

直接效应显示，情绪调节困难(β=0.16, P<0.01)、述情障碍(β=0.30, P<0.001)和敌意归因偏差(β=0.12, P<0.05)对愤怒均有显著预测作用。情绪调节困难(β=0.23, P<0.001)和述情障碍(β=0.23, P<0.001)对敌意归因偏差的直接影响也达到显著水平。中介效应检验证实敌意归因偏差在情绪调节困难与愤怒(β=0.027, 95%CI[0.022,0.109])、述情障碍与愤怒(β=0.027, 95%CI[0.017,0.097])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模型拟合指标

卡方/自由度(χ²/df=1.84)、比较拟合指数(CFI=0.99)、塔克-刘易斯指数(TLI=0.97)、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0.05)等指标均达到优良标准，表明理论模型与数据契合良好。

讨论与结论

研究发现支持了社会信息加工模型(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的理论框架，证实敌意归因偏差在情绪功能障碍与愤怒反应之间扮演关键中介角色。情绪调节困难的青少年往往缺乏情绪觉察能力，在社交情境中更容易将模糊意图解读为敌意，从而触发愤怒反应。述情障碍个体由于情感识别和表达缺陷，更倾向于采用僵化的认知模式解读社会线索，加剧了敌意归因倾向。

文化背景分析显示，伊朗社会对男性情感表达的严格规范可能加剧了情绪调节困难。男孩被教导抑制脆弱情绪的表达，这种情感社会化过程导致情绪认知能力发展受阻，进而通过敌意归因偏差间接促发攻击行为。母亲教育水平与愤怒呈负相关(β=-0.25)，说明家庭环境对情绪发展具有重要调节作用。

研究创新性地构建了并行中介模型，阐明情绪调节困难和述情障碍通过独立又关联的路径影响愤怒情绪。30%的愤怒变异可由模型解释，为针对性干预提供理论依据。实践意义在于，针对欺凌青少年的干预方案应同时关注情绪觉察训练和归因模式重构，通过改善情感认知和社交信息处理能力，打破敌意归因-愤怒反应的恶性循环。

研究局限包括样本性别单一性和自报告数据的潜在偏差，未来建议采用多信息源评估和跨文化比较设计。尽管存在限制，该研究首次系统揭示敌意归因偏差在欺凌青少年情绪-愤怒通路中的机制，为开发基于情绪认知整合的心理干预方案奠定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