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芬兰生物多样性补偿措施获得公众接受的过程

《Conservation Biology》：Exploring the formation of public acceptability of biodiversity offsetting in Finland

公共接受度对自然保护政策实施至关重要，但公众对政策的具体认知常有限。本研究通过在线调查（n=1993）探讨芬兰2023年新立法的自愿生物多样性抵消政策接受度，发现公众普遍接受（67%认为“相当”或“完全”可接受），但仅15%了解该政策。接受度部分通过理性评估（生态、经济、社会影响）和直觉判断（环境关注与希望感）调解，其中环境关注正向影响解决保护冲突的论点，且希望感强化了这一效应（β=0.072）。同时，接受度负相关于土地使用限制（β=-0.213）和自然价值 degradation（β=-0.195）。研究结果揭示了政策接受度的多维度心理机制，强调需平衡理性论证与公众直觉判断。

　　在现代社会，随着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不断侵蚀，生物多样性保护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健康和稳定的重要基础，其丧失不仅威胁着生态系统的功能，还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因此，制定有效的保护措施，尤其是新的政策工具，对于实现生态保护目标至关重要。然而，任何政策的成功实施都离不开公众的支持和认可，因为公众的态度和接受度直接影响政策的可行性和执行效果。本研究聚焦于芬兰最新实施的一项生物多样性补偿政策——自愿性生物多样性补偿（Voluntary Biodiversity Offsetting），探讨其在公众中的接受度及其背后的心理动因。

生物多样性补偿是一种旨在平衡发展与保护之间关系的政策工具，其核心理念是通过在某一地区实施保护或恢复措施，来弥补另一地区因人类活动造成的生物多样性损失。这种机制被认为可以实现“无净损失”甚至“净增益”的生态目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尽管这一概念在全球范围内已有数十年的应用历史，但在芬兰，生物多样性补偿是2023年《自然保护法》更新后才被引入为一种自愿性的政策工具。因此，公众对该政策的了解程度较低，但接受度却出乎意料地较高。这一现象引发了对公众接受度形成机制的深入思考，即公众是否基于理性评估形成接受度，还是受到其他非理性因素的影响。

公众对新政策工具的接受度往往与其对生态问题的认知和态度密切相关。研究发现，公众对生物多样性损失的担忧程度与他们对补偿政策的接受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然而，接受度的形成并非仅由担忧驱动，而是受到公众对未来生态状况的期望和希望的影响。希望作为一项心理因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放大担忧对接受度的积极作用。换句话说，即使公众对生物多样性补偿的具体机制和影响缺乏深入了解，他们仍可能基于对生态问题重要性的感知和对解决前景的乐观预期，形成对该政策的正面评价。这一发现揭示了公众接受度的复杂性，表明政策接受度不仅仅取决于知识水平，还受到情感和信念等非理性因素的深刻影响。

进一步分析表明，公众对生物多样性补偿政策的接受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政策潜在影响的评价。那些认为该政策有助于解决生态保护与开发之间矛盾的受访者，倾向于给予较高的接受度评价。相反，那些担忧该政策可能限制土地利用、损害自然价值的受访者，则持较为负面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公众对政策的具体细节了解有限，但他们的接受度仍然与对政策不同方面的支持或反对态度密切相关。这说明，公众在接受新政策时，可能会基于整体的生态价值观，形成对政策不同方面的支持或反对态度。这种现象表明，政策接受度不仅受到个体知识水平的影响，还与他们对生态问题的整体态度密切相关。

在探讨公众接受度的形成机制时，研究还发现希望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希望不仅是对问题解决可能性的信念，还能够调节担忧对接受度的影响。当公众对未来生态状况抱有较高希望时，他们对生物多样性补偿政策的接受度会进一步提升，从而强化了担忧对接受度的正向作用。相反，当希望较低时，担忧对接受度的影响仍然存在，但其强度会有所减弱。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因为它表明政策制定者在推动新政策时，不能仅依赖于提高公众对政策内容的了解，还需要考虑如何增强公众对未来生态状况改善的信心。通过营造积极的预期和希望，政策制定者可能更有效地提升公众的接受度，从而促进政策的顺利实施。

此外，研究还发现，尽管生物多样性补偿在理论上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生态保护手段，但其在实际应用中仍面临诸多挑战。例如，公众普遍认为该政策可能限制土地使用，甚至导致自然价值的下降。这些担忧反映了公众对生态保护措施可能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的考量。一方面，公众希望政策能够促进生态保护；另一方面，他们也担心政策可能对当地社区的经济利益和生活质量造成负面影响。这种矛盾的态度表明，政策的接受度不仅取决于其生态效益，还与公众对政策潜在影响的全面理解密切相关。因此，政策制定者在推广生物多样性补偿时，需要充分考虑其对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影响，并通过有效的沟通和透明的政策设计，减少公众的误解和疑虑。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公众对新政策工具的接受度反映了社会对生态保护的整体态度。生物多样性补偿作为一种市场导向的政策工具，其实施需要依赖于公众对生态保护价值的认可以及对市场机制的信任。然而，当前的研究显示，公众对生物多样性补偿的接受度并不完全基于其对政策细节的了解，而是更多地受到他们对生态问题重要性的认知和对未来生态状况的希望所影响。这种现象可能意味着，政策接受度的形成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过程，涉及个体的认知、情感、价值观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多个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公众对生物多样性补偿的接受度较高，但这种接受度并非无条件的。研究发现，公众对政策的接受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对政策不同方面的评价所影响。例如，认为该政策有助于解决生态保护与开发之间矛盾的公众，更倾向于接受该政策；而认为该政策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公众，则持较为谨慎的态度。这表明，政策接受度的形成并非单一维度，而是与公众对政策不同方面的认知和态度密切相关。因此，政策制定者在设计和实施生物多样性补偿时，需要综合考虑各种潜在影响，并通过有效的信息传递和公众参与，提升政策的透明度和可接受性。

此外，研究还发现，公众对生物多样性补偿的接受度与他们的个人特征和背景密切相关。例如，女性、年轻人群、高学历者、中高收入群体、父母以及养狗者更倾向于接受该政策。这些发现表明，公众的接受度可能受到社会文化、经济状况、个人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政策制定者在推广生物多样性补偿时，需要考虑不同社会群体的接受度差异，并采取相应的策略来提高政策的普及度和接受度。

总体而言，本研究为理解公众对生物多样性补偿政策的接受度提供了新的视角。它揭示了公众接受度的形成不仅依赖于对政策内容的了解，还受到他们对生态问题重要性的认知和对未来生态状况的希望的深刻影响。这一发现对于政策制定者和环保实践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意味着在推动新政策时，除了提供详尽的信息，还需要关注公众的情感需求和对未来发展的期望。通过增强公众的希望和信心，政策制定者可以更有效地提升公众的接受度，从而促进政策的顺利实施和生态保护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