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版《去动机化量表-II》（DS-II）在癌症患者中的心理测量特性

《Psychiatry and Clinical Neurosciences Reports》：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Japanese version of the Demoralization Scale-II (DS-II) in cancer patients

日本癌症患者群体中验证了Demoralization Scale-II日语版（DS-II-J）的心理测量学特性，显示其具有高内部一致性（α=0.92）和良好的收敛效度，与抑郁、焦虑量表呈显著正相关。因子分析表明文化适应性差异，探索性因子分析支持二因素结构，但与原版因子分布存在差异。

　　本研究旨在开发并验证日本版的Demoralization Scale-II（DS-II-J），以评估癌症患者中的一种心理状态——“失意感”（demoralization）。失意感是一种与无助、绝望以及失去意义感相关的心理现象，通常在面对持续压力和挫折时出现。尽管这一概念在精神医学和临终关怀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在日本尚未有经过验证的DS-II版本。因此，研究团队通过严格的翻译和验证流程，将DS-II翻译成日语，并对其心理测量学特性进行了系统评估。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失意感的概念最早由Frank提出，他认为这是一种由于无法有效应对生活中的压力而产生的心理状态，表现为无助、孤独、自我价值感降低等特征。与抑郁症相比，失意感更倾向于通过心理干预来改善，而非依赖药物治疗。在DSM-5-TR中，失意感通常被归类为抑郁症或适应障碍的诊断标准之一，但识别失意感的特征有助于更精准地选择适合的治疗策略。此外，失意感与自杀风险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因此在临床中具有重要的评估价值。

近年来，失意感在癌症患者群体中尤为突出。日本是癌症发病率较高的国家之一，癌症长期以来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据相关研究，约40%的癌症患者会出现抑郁症状，而这些症状被认为是癌症患者自杀风险的重要预测因素。尽管如此，目前日本尚无经过实证验证的工具用于评估失意感。因此，开发一个适用于日本癌症患者的失意感评估工具具有现实意义。

### 二、研究方法与过程

研究对象来自日本三家急性护理医院，分别为Toranomon医院、Toranomon医院Kajigaya分院以及东京医科大学Hachioji医疗中心。参与者包括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以及因癌症相关问题接受精神科咨询的患者。研究的纳入标准包括年龄≥18岁、具备签署知情同意的能力、能够理解日语。排除标准包括严重的身体症状、意识障碍（如谵妄）、认知功能障碍、严重的精神疾病以及强烈的自杀念头。

研究采用DS-II-J、PHQ-9、GAD-7和ESAS-r四种量表进行数据收集。DS-II-J是16项自评问卷，包含“意义与目标”和“痛苦与应对能力”两个子量表，每个项目采用0（从不）到2（经常）的三点评分系统。PHQ-9和GAD-7分别用于评估抑郁和焦虑的严重程度，而ESAS-r则用于测量癌症患者的生理症状。

为了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和文化适应性，研究团队遵循国际药经学与结果研究学会（ISPOR）的翻译指南。首先由两位精通日语和英语的精神科医生进行翻译，随后由研究团队进行术语审查和调整，并由专业翻译人员进行回译。最终版本经过五名癌症患者的认知访谈，以确保内容清晰易懂。整个翻译过程严格遵循标准化流程，以确保量表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

###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在心理测量学特性方面，DS-II-J的内部一致性表现良好，Cronbach’s α系数为0.92，表明量表整体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对于“意义与目标”和“痛苦与应对能力”两个子量表，其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7和0.86，同样显示了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两个子量表之间的相关性为ρ=0.73（p<0.001），说明它们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

在效度方面，DS-II-J总分与PHQ-9和GAD-7得分呈现非常强的正相关（ρ分别为0.71和0.68），支持其与抑郁和焦虑的收敛效度。此外，DS-II-J总分与ESAS-r中的部分生理症状（如疲倦、食欲减退、恶心、呼吸困难等）存在中等程度的正相关，进一步验证了其效度。然而，与疼痛和嗜睡的关联较弱，表明DS-II-J可能更侧重于心理状态而非身体症状。

在因子结构方面，研究采用了确认性因子分析（CFA）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两种方法。CFA结果显示，无论是单因子模型还是原始的双因子模型，均未能达到理想的拟合度。相比之下，EFA支持双因子结构，但项目组成与原始DS-II有所不同，这可能反映了文化因素对量表结构的影响。在DS-II-J中，因子1主要包含无助、绝望和情绪困扰，而因子2则涵盖了意义感的丧失和孤独感。这种结构的差异提示，失意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表达方式可能存在差异。

### 四、文化因素对因子结构的影响

研究指出，DS-II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因子结构可能发生变化。例如，在德国、西班牙、希腊等国家的研究中，DS-II的因子结构呈现不同的模式，包括单因子模型、三因子模型或与原始结构略有不同的双因子模型。这种现象可能源于不同文化对“意义感”和“社会孤立”之间关系的理解存在差异。在日本，由于社会文化的特点，个体可能更倾向于将意义感的丧失与社会孤立联系在一起，这可能是DS-II-J因子结构变化的原因之一。

此外，研究还发现，DS-II-J的因子结构与原始DS-II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在原始DS-II中，“意义与目标”子量表包含了一些反映社会关系和自我价值感的项目，但在DS-II-J中，这些项目被重新分配到因子2中。而“痛苦与应对能力”子量表中的部分项目，如“我无法帮助自己”和“我感到无助”，则在因子1中占据主导地位。这表明，在日本语境下，失意感可能更倾向于表现为情绪上的痛苦和缺乏控制感，而不是单纯的孤独或意义感的丧失。

### 五、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方向

尽管DS-II-J在评估失意感方面表现出良好的效度和内部一致性，但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样本主要来自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这可能导致结果的代表性不足。不同类型的癌症患者可能在心理体验上存在差异，例如，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往往处于严格的隔离环境中，这可能引发独特的心理负担，如孤独感和失去控制感。而实体瘤患者可能面临不同的存在性问题，如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命意义的重新思考。因此，未来的研究应纳入更多类型的癌症患者，以进一步验证DS-II-J的适用性。

其次，本研究未进行重测信度评估。这一决定主要是基于对参与者负担的考虑，以及失意感可能受到情境因素影响的特性。然而，重测信度是评估心理测量工具稳定性的重要指标，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考虑在不同时间点重复测量，以验证DS-II-J的稳定性。

### 六、研究的意义与临床应用

本研究的成功开发和验证为日本癌症患者提供了评估失意感的工具。DS-II-J不仅在结构上适应了日本的文化背景，还在心理测量学上表现出良好的效度和信度。这一工具可以帮助医护人员更准确地识别患者的心理状态，从而制定更合适的干预措施。此外，由于失意感与自杀风险密切相关，DS-II-J可能在临终关怀和心理支持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研究也指出，因子结构的差异可能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失意感的理解存在差异。因此，在临床应用中，应结合具体的文化背景和患者群体，灵活使用该量表。同时，研究团队建议未来的研究进一步探索DS-II-J在不同癌症类型和临床情境下的适用性，以提高其普遍性和实用性。

### 七、研究团队与支持

本研究由多个研究者共同完成，包括概念设计、数据收集、分析和撰写。研究团队由Yu Tamada、Susumu Ohmae、Masaaki Sasaki、Kohei Echizen、Reiko Yasui、Yumiko Hayashida、Satoko Fukushima和Hiroko Shibuya组成。Jiro Masuya负责项目指导。所有作者均对研究结果进行了审核，并签署了最终稿件。

研究得到了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 KAKENHI）的资助，项目编号为JP22K03116。研究过程遵循赫尔辛基宣言，并获得了东京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批准号：T2023-0001）。所有参与者均提供了书面知情同意，确保研究的伦理合规性。

### 八、总结

综上所述，本研究成功开发了日本版的Demoralization Scale-II（DS-II-J），并验证了其在癌症患者中的心理测量学特性。DS-II-J表现出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和收敛效度，表明其能够有效评估失意感。然而，因子结构的差异可能反映了文化因素对失意感概念的影响。因此，在使用该量表时，应结合文化背景和患者的具体情况，以确保其准确性和适用性。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索DS-II-J在不同癌症类型和临床环境中的表现，并考虑其在其他疾病群体中的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