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风险-收益权衡经济学方法应用于护士的职业健康：经济风险与微生物风险分析

《Risk Analysis》：Applying a Risk-Risk Tradeoff Economics Approach to the Occupational Health of Nurses: Economic and Microbial Risk Analysis

风险-风险权衡方法分析护士在职业哮喘（OA）与呼吸道病毒感染（RVI）之间的选择偏好，发现护士更倾向于接受RVI风险以避免OA。通过定量微生物风险评估（QMRA）确定新冠病毒表面临界浓度为<0.01病毒粒子/cm2，强调需频繁监测以控制感染风险。

　　在当前的公共卫生挑战中，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管理难题，尤其是在一些干预措施能够降低某种健康风险的同时，可能增加另一种健康风险。本文探讨了护士群体在增加清洁消毒频率时所面临的职业性哮喘（OA）风险上升，以及清洁消毒强度提升可能带来的职业性感染风险下降。我们采用了一种“风险-风险权衡”方法，旨在计算可接受的风险水平，并进一步通过定量微生物风险评估（QMRA）来确定达到这些容忍度的SARS-CoV-2表面污染临界浓度。研究发现，在我们四个情景中的三个情景中，护士更倾向于接受呼吸道病毒感染的风险，而不是职业性哮喘的风险，比例约为80%。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知道他人感染了呼吸道病毒，其个人感染风险的感知会随之增加，但这种现象在本文中被发现与风险权衡模型的设定有关。

清洁消毒的频率和强度，是影响职业性哮喘和呼吸道病毒感染风险的重要因素。尽管有研究表明，SARS-CoV-2在物体表面的传播风险相对较低，但实际应用中，仍需通过严格的清洁消毒措施来降低感染风险。同时，这种高强度的清洁消毒活动，可能会对护士的健康产生额外的负担，甚至导致职业性哮喘的发病率上升。因此，我们需要通过风险-风险权衡模型，来评估不同情景下的风险偏好，并结合定量微生物风险评估方法，以确定实现可接受风险水平所需的临界浓度。

在方法部分，我们采用了风险-风险权衡（RRTO）框架，该框架最初由Viscusi等人（1991）提出，是一种非货币化的相对估值方法。RRTO框架被广泛应用于各种风险评估场景，如分析致命性（死亡）和非致命性（疾病）风险之间的权衡。通过该方法，我们能够将护士的健康风险偏好与实际的清洁消毒情景进行比较，并进一步评估这些偏好对风险容忍度的影响。例如，在一个情景中，如果护士面临两个不同的医疗环境，一个环境的OA风险为120/1000，另一个环境的RVI风险为80/1000，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护士在两个环境之间的选择，来计算其对不同风险的权衡偏好。

在调研设计方面，我们采用了三种不同的方法，以评估护士在清洁消毒情景下的风险偏好。首先，我们通过问卷收集了护士的基本信息和经验数据，包括是否了解他人患有哮喘，是否在工作中感染过呼吸道病毒，以及是否知道他人因感染而住院或死亡。这些数据被用作经验变量和人口统计变量的控制因素。其次，我们通过不同的情景设定，评估了护士在面对不同风险时的选择倾向，如增加OA风险或增加RVI风险。第三，我们考虑了人口统计变量对风险偏好和风险容忍度的影响，包括性别、种族、民族、职业年限等。通过这些数据，我们能够更全面地了解护士在不同情景下的风险权衡行为。

在分析策略中，我们采用了逻辑回归模型，以评估不同变量对护士风险选择的影响。结果显示，在不考虑经验变量和人口统计变量的情况下，护士在不同情景下的风险选择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在情景1中，护士更倾向于选择增加RVI风险的环境，而在情景2中，这种倾向明显减少。情景3和情景4中的护士则更倾向于选择增加RVI风险的环境，即使这些风险与OA风险相比非常小。这表明，护士在面对不同的风险情境时，其对风险的相对估值可能会有所不同。

在风险阈值的计算中，我们采用了几种不同的方法，以确定护士对RVI风险的可接受阈值。这些阈值基于护士在问卷中提供的数据，包括他们愿意接受的感染风险水平。例如，对于情景3，我们计算了RVI风险的可接受范围，并发现其平均值为1.3×10^-1。同样地，在情景4中，我们计算了RVI风险的可接受范围，并发现其平均值为2.7×10^-2。这些阈值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评估清洁消毒措施的有效性，并确定是否需要进一步的干预来降低感染风险。

在结果部分，我们发现护士在面对不同的情景时，其对RVI风险的偏好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在情景1中，大多数护士更倾向于选择增加RVI风险的环境，而在情景2中，这种倾向显著减少。情景3和情景4中的护士则更倾向于选择增加RVI风险的环境，即使这些风险与OA风险相比非常小。这表明，护士在面对不同的风险情境时，其对风险的相对估值可能会有所不同。

在讨论部分，我们总结了研究的主要发现。首先，护士在面对不同的情景时，其对RVI风险的偏好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在RVI风险和OA风险之间的权衡中。其次，不同的风险阈值计算方法对临界浓度的影响显著。例如，情景3和情景4中的临界浓度在不同的阈值设定下变化不大，但在某些情况下，临界浓度会显著增加。这些发现对于制定清洁消毒策略和评估公共卫生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在局限性方面，我们指出，研究中的情景设定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例如，我们假设了不同情景下的风险变化，并且在研究中，护士的选择被限制为只能选择其中一个情景，这可能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外部有效性。此外，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将护士的偏好与实际的清洁消毒措施相结合，以更好地评估公共卫生干预措施的有效性。

最后，在结论部分，我们总结了研究的主要贡献。通过将风险-风险权衡方法与定量微生物风险评估相结合，我们能够更全面地了解护士在不同情景下的风险偏好，并确定实现可接受风险水平所需的临界浓度。这一研究为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并为未来的清洁消毒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