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众核武器决策的心理机制：基于结构主题模型的思维模式分析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To ‘use or not to use’ nuclear weapons? Understanding public thinking about nuclear weapons decis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为解决公众对核武器使用的复杂态度及其决策心理机制不明的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关于美国公众在假设美伊战争情境下核武器使用决策思维模式的主题研究。通过结构主题模型（STM）分析开放式文本回应，识别出10种关键思维主题，并发现思维模式与决策选择、个体特征（如政治立场、PAN指数）及“更优炸弹效应”显著相关。结果表明，公众核决策受道德、战略、情感等多因素驱动，高惩罚性-威权主义-民族主义（PAN）态度及比较思维易增加核武器接受度，而关注核升级风险、人道伦理等思维则倾向于常规战争。此研究为理解及降低核冲突风险提供了关键心理学见解。

　　

自二战末期原子弹问世以来，战争的赌注已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即便在核技术早期，人类也已证明，当面临在群体内与群体外生命之间做出抉择时——尤其是在强烈情绪和 perceived need for justice（感知到的正义需求）影响下——核武器可能被视为合理选项（Walker, 2005）。如今，随着主权国家及意识形态各异群体间紧张局势升级（Mecklin, 2025），关于使用核武器的决策——伴随着预计巨大的军事、平民人员伤亡及环境灾难——可能再次成为现实。这些高度 consequential（后果严重的）决策取决于人类判断的特殊性，其受到认知和情感因素的双重塑造，这些因素既可成为助力，也可成为障碍——例如 compassion（同情心）和 bounded rationality（有限理性）（Frith and Singer, 2008; Jones, 1999）。那么，人们在做出此类决策时是如何进行推理的？

在此背景下，由Hulda Karlsson-Larsson、Paul Slovic、Melissa Peterson和Daniel Vastfjall组成的研究团队，在《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期刊上发表了题为“To ‘use or not to use’ nuclear weapons? Understanding public thinking about nuclear weapons decis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的实证研究。该研究旨在深入探究美国公众在面对假设性战争场景时，支持或反对使用核武器背后的思维过程。

研究团队构建了一个假设性的美伊战争场景，参与者需在继续地面战争、发动导致10万平民伤亡的核打击、或发动导致200万平民伤亡的核打击三者之间做出选择。随后，参与者以开放式文本形式阐述其决策理由。研究创新性地运用了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特别是结构主题模型（Structural Topic Modeling, STM），一种概率机器学习方法，来识别和分析这些文本回应中潜在的思维模式主题。此外，研究还考察了这些思维模式与参与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政治倾向、惩罚性-威权主义-民族主义（Punitive-Authoritarian-Nationalist, PAN）态度指数以及“更优炸弹效应”（better bomb effect，即因存在更极端的200万伤亡选项而觉得10万伤亡选项相对可接受的心理现象）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参与者的思维模式呈现出显著的复杂性，共识别出10个 overarching（ overarching）的思维主题。这些主题与参与者的决策选择紧密相关。例如，认为“核攻击会招致其他核攻击”（Topic 10）、“杀害无辜者是错误的”（Topic 4）以及强调“人权与伦理”（Topic 5）的思维模式，强烈倾向于选择继续地面战争。相反，认为“是时候报复了”（Topic 3）或“美国人的生命更宝贵”（Topic 7）的思维模式，则显著倾向于选择核打击，后者甚至是选择10万伤亡核选项比例最高的主题。而将决策视为“艰难抉择”（Topic 6）、追求“更少的总死亡人数”（Topic 9）或认为核打击“值得以快速结束战争”（Topic 8）的思维，则更多地涉及对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常倾向于选择导致10万平民伤亡的“更优炸弹”选项。

个体差异分析进一步揭示，高PAN态度指数和强“更优炸弹效应”与支持使用核武器的思维模式显著相关。例如，在“美国人的生命更宝贵”（Topic 7）和“艰难抉择”（Topic 6）等主题组中，具有强“更优炸弹效应”和高PAN态度的参与者比例远高于预期。主题共现分析（Spearman相关性）显示，某些思维模式倾向于同时出现，如关注决策难度、美国人生命价值及总死亡人数的主题（Topic 6, 7, 9）之间存在强正相关，且它们均与担忧核升级的主题（Topic 10）呈强负相关，这表明比较思维在这些主题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主要技术方法概述

本研究采用在线调查方法，通过Prolific平台招募2423名美国成年参与者，随机分配到不同美军伤亡人数（100至4万或未指定）和核打击平民伤亡人数（10万或200万）组合的12种实验条件中。核心数据为参与者在做出最终选择后提供的开放式文本回应。数据分析主要依赖结构主题模型（STM）这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用于从文本中自动识别和量化10个潜在思维主题。同时，研究运用卡方检验分析主题分布与分类变量（如决策选择、人口学特征、PAN指数分组、“更优炸弹效应”强度）的关联性，并使用Spearman相关系数检验不同主题在参与者回应中的共现模式。PAN指数通过8个涉及惩罚、威权、民族主义态度的量表题项构建。

研究结果

1. 思维主题的识别与特征

通过STM分析，研究从参与者的开放式回答中识别出10个 distinct（ distinct）的思维主题，每个主题代表了决策理由的一种模式。这些主题的平均 prevalence（ prevalence）和代表性回答如表2所示。例如，Topic 4（Wrong to kill innocent people）是整体中最突出的主题，而Topic 10（A nuclear attack invites other nuclear attacks）则是拥有最多参与者将其作为最主要代表主题的主题。

2. 思维主题与决策选择的关系

分析表明，思维主题与参与者在“选择2”中的偏好（继续地面战争、10万伤亡核打击、200万伤亡核打击）存在系统性关联。具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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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倾向于地面战争的思维：Topic 10（核升级风险）、Topic 4（保护无辜者）、Topic 5（人道伦理）的参与者绝大多数选择了地面战争（Topic 10高达9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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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倾向于10万伤亡核打击的思维：Topic 7（美国人生命更宝贵）、Topic 6（艰难抉择/最小化损失）、Topic 9（更少总死亡数）的参与者显著倾向于选择10万伤亡的核选项（Topic 7达8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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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倾向于200万伤亡核打击的思维：Topic 3（报复）的参与者选择200万伤亡核选项的比例最高（26.77%），显著高于其他主题。

3. 个体差异对思维模式的影响

研究发现，个体的PAN态度和“更优炸弹效应”感知显著影响其主导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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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态度：低PAN态度的参与者更倾向于与反对核武器使用相关的思维主题（如Topic 4, 5, 10）。而中高PAN态度的参与者思维模式更多样化，更可能出现在为核武器使用提供理由的主题中（如Topic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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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优炸弹效应”：认为10万伤亡选项因与200万伤亡选项比较而显得“更好”的参与者（即强“更优炸弹效应”），其思维模式更常与选择10万伤亡核选项的主题（如Topic 6, 7, 9）相关。反之，未受此效应影响的参与者则更倾向于反对核武器的思维主题。

4. 思维主题的共现模式

主题流行度之间的相关性分析揭示了思维模式的组合规律。例如，Topic 6（艰难抉择）、Topic 7（美国人生命更宝贵）和Topic 9（更少总死亡数）三者之间存在强正相关（rho ≥ 0.70），且均与Topic 10（核升级风险）存在强负相关（rho ≤ -0.70）。这表明，倾向于进行功利性比较和权衡的思维往往同时出现，并且与考虑长期核风险的思维相排斥。

研究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通过STM深入揭示了美国公众在核武器决策背后复杂的思维图谱。研究结果表明，公众的态度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多种道德逻辑（如 appropriateness（适当性）逻辑与 consequentialist（结果主义）逻辑）、战略考量、情感反应（如报复欲望、心理麻木）以及认知偏差（如范围不敏感、安全突出性、比较思维/吸引效应）共同塑造的。

高PAN态度和“更优炸弹效应”是预测核武器接受度的关键心理特征。前者与 dehumanization（非人化）和 virtuous violence（美德暴力）信念相关，容易削弱对 out-group（外群体）平民的同情；后者则揭示了决策环境（选项设置）如何通过 prospect theory（前景理论）和 decoy effect（诱饵效应）影响偏好，使大规模伤亡在比较下显得相对“可接受”，这警示我们“ lesser evil（较小的恶）”的思维陷阱可能模糊道德界限。

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

1. 1.1.
   理论贡献：超越了以往仅关注人口学变量或简单态度量表的研究，通过挖掘定性 reasoning（推理）过程，提供了理解核决策心理机制的更丰富视角。
2. 2.2.
   实践启示：研究结果强调，在真实核危机中，决策者（如总统、军事顾问）很可能同样受制于类似的认知和情感局限。因此，不能假定精英决策完全理性。
3. 3.3.
   风险干预：为降低核冲突风险提供了潜在的干预方向。例如，通过教育、决策前培训（如采用预演框架、结构化决策协议、检查清单等）来 mitigating（ mitigating）认知偏差，增强对长期后果和伦理原则的考量，提高对比较思维陷阱的警觉性。在政策层面，研究支持采取措施减缓军备竞赛、恢复军控机制，将行为科学见解纳入决策程序。
4. 4.4.
   未来方向：未来研究可检验这些思维主题在不同文化中的普适性，并探索通过操纵决策框架（如突出不同思维模式可能带来的后果）来影响公众和决策者对核武器的接受度。

总之，该研究不仅描绘了公众核决策的心理地图，更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应对核威胁不仅关乎战略与技术，更关乎人类判断的完整性。在“末日之钟”指针不断前移的今天，通过行为科学加深对核决策心理的理解，并据此完善决策流程，已非理想之举，而是关乎生存的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