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认知：从社会连通性与文化传播视角重构尼安德特人艺术

《Evolutionary Human Sciences》：Art Beyond Cognition: Reframing Neanderthal art through social connectivity and cultural transmission

本文针对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艺术记录差异的传统认知解释提出挑战。研究者通过系统分析旧石器时代视觉艺术（色素使用、饰品、雕刻、绘画）的考古记录，提出艺术发展差异主要源于社会连通性、人口密度等文化传播因素，而非认知能力差异。该研究为理解人类文化演化提供了新框架，对认知考古学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在人类演化研究领域，艺术能力的出现长期被视为现代人（Homo sapiens）独有的认知标志。传统观点认为，只有智人才具备创造象征性艺术所需的高级认知能力，而尼安德特人等已灭绝古人类则因"认知不足"而缺乏艺术表达。然而，随着考古学发现的不断丰富，这一观点正面临严峻挑战。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尼安德特人同样参与了多种形式的视觉艺术实践。从西班牙阿达尔洞穴（Cueva de Ardales）的岩画到直布罗陀戈勒姆洞穴（Gorham's Cave）的几何雕刻，从克罗地亚克拉皮纳（Krapina）的鹰爪饰品到法国雷诺洞穴（Grotte du Renne）的珠串，这些发现迫使研究者重新思考：如果尼安德特人确实能够创造艺术，为何他们的艺术记录如此稀少？为何与现代人相比，尼安德特人的艺术表现形式显得如此零散而不成系统？

传统解释往往诉诸认知差异，认为尼安德特人在创造性、象征思维或语言能力方面存在固有缺陷。但斯特拉丰（Straffon）和坦尼（Tennie）在《Evolutionary Human Sciences》上发表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颠覆性观点：尼安德特人艺术的稀少性可能主要源于社会动态和人口背景的差异，而非认知能力的限制。

研究者采用多学科方法，系统梳理了尼安德特人和早期现代人的考古记录。关键研究方法包括考古材料分析（对色素、雕刻、饰品和绘画等实物证据的检验）、文化进化理论框架的构建（将艺术视为一种受文化传播影响的社会技术），以及比较分析法（对比不同古人类群体的艺术实践模式）。通过对旧石器时代视觉艺术案例的全面评估，研究者建立了一个新的解释模型。

尼安德特人艺术记录的分析

研究首先系统梳理了尼安德特人的艺术证据，主要包括四大类别：矿物色素的使用、雕刻行为、个人饰品以及绘画实践。这些证据在质量上与早期现代人的艺术表现相当，但在数量和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尼安德特人的色素使用可追溯至20万年前，鹰爪饰品出现在13万年前，而个人饰品的制作则持续至3.7万年前。尽管这些发现证明了尼安德特人具备艺术创造的能力，但它们的出现频率极低，且分布稀疏，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

艺术作为文化效应

研究提出了一个关键区分：个体艺术行为与文化艺术生产之间的差异。即使个体具备艺术创造的能力，艺术的持续表达和多样化发展也需要特定的文化背景。当艺术实践能够通过文化传播产生"下游文化效应"时，它才能从零散的个体行为转变为稳定的传统。然而，尼安德特人的艺术记录显示，大多数案例似乎过于分散，难以归因于强大而持续的文化传播效应。这种模式表明，尼安德特人的艺术实践可能主要是"特设的"（ad hoc）——即由个体在特定情境下独立创造，而非通过文化传播形成稳定传统。

艺术的社会角色

艺术在人类社会中常充当"社会标记"（social markers），用于传递个体或群体的身份信息。在小型、封闭的社会网络中，这种标记的需求较低，因为成员间彼此熟悉。然而，当社会网络扩大，群体间互动增加时，艺术作为身份标记的功能变得尤为重要。研究者认为，尼安德特人可能生活在规模较小、相对孤立的人群中，群体间互动有限，降低了对复杂艺术标记系统的需求。相比之下，现代人社会网络的扩展可能推动艺术向更加多样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艺术作为典型人类行为

研究批判了将艺术视为"人性"标志的本质主义观点。历史上，艺术能力常被用作区分"文明"与"野蛮"的标准，这种思维在当代演化为通过艺术记录来评判古人类"人性"的做法。研究者强调，不同古人类群体可能有其独特的文化发展路径，艺术表达的差异不应简单归因于认知能力的优劣。相反，应当关注不同群体在特定生态和社会背景下的适应性策略。

研究结论表明，尼安德特人和早期现代人的艺术实践在质量上相似，但在数量和多样性上的差异可能主要源于社会因素而非认知能力。尼安德特人小规模、低连通性的社会结构可能降低了对复杂艺术标记系统的需求，限制了艺术的文化积累和多样化发展。这一框架为理解人类文化演化提供了新视角，强调社会生态因素在形塑文化表达中的关键作用。

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突破了传统认知考古学的局限，将艺术演化置于更广阔的文化生态背景中理解。它促进了对古人类行为多样性的尊重，推动研究者关注不同人群的独特适应策略，而非简单以现代人为标准评判其他古人类的"先进性"。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社会网络规模、互动频率与文化复杂性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不同古人类群体在知识传播和学习策略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