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与劳动力参与如何影响欧洲和以色列的子女养老支持模式？一项潜在马尔可夫模型的多层次潜在类别分析

《Ageing & Society》：Distribution of gender and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filial support types in Europe and Israel

本研究针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非正式照护的性别差异与就业状态交织影响的研究空白，利用SHARE纵向数据，通过潜在马尔可夫模型和多层次潜在类别分析，揭示了欧洲和以色列28国子女养老支持的七种潜在状态及三国别集群特征。研究发现女儿提供高强度支持的概率显著高于儿子，且失业儿子在中等支持水平国家的密集型照护参与度是其他集群的三倍，凸显了文化规范与福利政策对照护模式的深刻影响，为制定兼顾性别平等与就业背景的精细化照护政策提供了关键依据。

　　

随着欧洲和以色列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剧，由寿命延长、女性劳动力参与度提升及家庭结构变迁所驱动的养老需求日益尖锐化。这些深刻的人口结构转变给家庭和福利体系带来了巨大挑战，照料年迈父母的责任往往不成比例地落在了成年子女肩上，他们需要在履行照护职责的同时，平衡自身的职业发展与家庭角色。然而，现有的非正式照护研究存在显著空白：多数研究忽视了性别与劳动力参与如何在不同国家背景下交织作用并随时间推移塑造子女的养老支持模式；尤其缺乏从纵向视角比较不同照料强度与成年子女就业状态及性别关联的研究。此外，以往跨国比较通常粗略地将国家归类为北欧/西欧与南欧/东欧福利模式，未能捕捉各国在非正式照护实践中更细微的差异。

为填补这些研究空白，由安特卫普大学和蒂尔堡大学的研究人员领衔的团队在《Ageing & Society》上发表了一项开创性研究。该研究旨在回答两个核心问题：（1）性别和劳动力参与如何与欧洲和以色列成年子女提供的养老支持相关联？（2）不同国家集群间的养老支持模式有何差异？通过结合纵向潜在马尔可夫模型与多层次潜在类别分析，这项研究为理解照护动态提供了新的见解，阐明了性别和就业状况在不同文化和制度背景下的细微影响。

研究人员开展此项研究主要运用了几个关键技术方法。研究基于“健康、老龄化和退休调查”（SHARE）第1至第9波（2004-2022年）的纵向数据，样本包含186,071个“人-时期”观测值，分析单位是老年父母与其成年子女的配对。研究方法采用两阶段建模策略：第一阶段应用潜在马尔可夫模型，依据文书帮助、家务帮助和个人护理三个二元指标，识别出七种从无支持到非常强烈支持的纵向养老支持潜在状态；第二阶段采用多层次潜在类别模型，将第一阶段确定的潜在状态作为观测分类，进而根据这些状态的流行程度将28个国家聚类为低、中、高三种养老支持参与水平的国家集群，并分析性别和就业状况在这些集群中的影响。所有分析均使用Latent GOLD 6.0软件完成。

描述性结果

描述性统计数据展示了2004年至2022年五个选定年份的各种变量概况。父母和成年子女的受访数量有所增加，父母从11,781人增至42,486人，成年子女从63,235人增至142,830人。父母平均年龄从73.7岁略微上升至74.8岁，成年子女平均年龄从35.7岁显著上升至41.9岁。父母中女性比例略有增加，从54.2%升至56.7%，而成年子女的性别比例保持稳定，女性约占49%。成年子女的就业率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女性，从70.4%增至82.3%；男性从84.4%增至89.9%。在支持活动方面，文书协助、家务帮助和个人护理呈现出不同的波动趋势。

测量模型结果：形成捕捉纵向养老支持类型的潜在状态

为准确捕捉2004-2022年间成年子女向年迈父母提供养老支持的复杂动态特征，研究应用了潜在马尔可夫分析。研究人员将SHARE原始的八类支持类型重新编码为文书帮助、家务帮助和个人护理协助三个二元指标。通过估计具有1到8个潜在状态的潜在马尔可夫模型，并依据贝叶斯信息准则和Akaike信息准则进行模型选择，最终确定包含七个潜在状态的模型拟合最佳。这七个养老支持状态代表了一个支持强度的谱系，从“无支持”到“非常强烈的支持”，具体为：无支持、极低支持、很低支持、低支持、中度支持、强烈支持和非常强烈支持。分析显示，约47%的样本属于“无支持”组；在提供支持者中，最大比例（29%）属于“低支持”类别；“非常强烈支持”类别虽仅占2%，但代表了在个人护理（81%）、家务（92%）和文书协助（74%）所有三种类型上的广泛参与。

多层次潜在类别分析结果

在第二阶段的模型中，将第一阶段识别的养老支持潜在状态固定并纳入多层次潜在类别模型。通过估计具有1到5个国家层面集群的模型并评估其拟合度，最终确定三个不同的国家集群为最优解。这三个集群代表了不同的总体养老支持参与水平：低参与度集群（集群1，占53%的国家）、中度参与度集群（集群2，占32%）和较高参与度集群（集群3，占15%）。集群1包括德国、瑞典、荷兰、法国等国，其所有照料领域的参与概率均较低；集群2包括西班牙、意大利、波兰等国，支持参与度略高但仍属中等；集群3包括奥地利、希腊、捷克共和国和爱沙尼亚，在所有三种支持类型上均表现出较高的参与度，尤其是家务（13%）和文书协助（9%）。

进一步分析揭示了性别和就业状况在不同国家集群中的显著差异。例如，提供密集型支持的失业儿子比例在低参与度和较高参与度集群中均约为20%，但在中度参与度集群中急剧上升至约60%。性别差异更为突出：女儿无论就业状况如何，其提供密集型照料的比例均远高于儿子。在中度参与度集群中，高达81%的失业女儿提供密集型支持，即使在就业后，女儿提供高强度支持的比例仍显著高于儿子。这些发现凸显了非正式照料中持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

讨论

本研究通过识别七种不同的养老支持状态，并将28个欧洲国家按支持参与度聚类，深入探讨了养老支持在国家集群、子女性别和就业状况间的差异。研究结果验证了全部四个假设（H1至H4）：正式照护系统较不完善的南欧和东欧国家显示出更高的子女养老支持参与度（H1）；福利系统更全面的北欧和西欧国家则表现出中度至低度的支持水平（H2）；就业的成年子女比未就业者更少提供密集型支持（H3）；女儿比儿子更可能参与高强度支持（H4）。

研究结果与现有文献一致，强调了照护中的性别差异。女儿通常提供更密集、反应更迅速的照料，并经常调整工作安排以适应照料需求。经济理论指出，男性因更好的工作前景和更高的工资，在提供非正式照料时面临更高的机会成本，这将照料责任推向了女性。文化因素也起着重要作用，父母的偏好和社会性别期望都强化了女儿在照料中的角色。

国家集群的发现大体上与福利模式理论相符，但也出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分组，例如一些东欧国家出现在低参与度集群，而奥地利出现在较高参与度集群，这表明欧洲范围内的照料模式可能比传统认知更为复杂。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首次全面涵盖了成年子女可向年迈父母提供的大多数支持任务，并采用了先进的统计模型进行跨国纵向分析。它强调了在制定有效的照料者支持政策时，必须考虑性别不平等和就业背景的交互作用。未来的研究可以深入探讨那些与预期国家分类不符的国家的具体情况，并考察子女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等其他人口特征的影响。这项研究为了解老龄化社会中复杂的非正式照护动态提供了宝贵的视角，为制定更具针对性和公平性的政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