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样性视角下的社会参与：智利三类老年群体的实证研究

《Ageing & Society》：Social participa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diversity: insights from three social groups of older people in Chile

本研究聚焦智利原住民、移民及残疾老年群体，通过焦点小组和深度访谈探讨其社会参与实践。研究发现，结构性不平等（如养老金制度缺陷AFP）与歧视性环境严重制约参与机会，而老年人将参与视为行使能动性、构建支持性关系的重要途径。该研究为拉美地区老年学纳入多样性视角提供了关键实证，对制定包容性老龄化政策具有启示意义。

　　

在智利，一场被称为“社会爆发”（estallido social）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了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其中，老年人的养老金制度（AFP）成为了抗议的焦点之一。尽管全球范围内的老龄化政策和研究普遍强调社会参与对于实现成功老龄化的重要性，但关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LAC）地区不同老年群体如何理解和实践社会参与的证据却十分有限。现有的研究往往缺乏对老年人口多样性的关注，未能充分反映残疾老年人、移民老年人以及原住民老年人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真实生活体验和面临的独特挑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Emilie Raymond领衔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质性研究，旨在透过多样性的透镜，深入探索智利这三个代表性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经历，其成果发表在《Ageing & Society》上。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研究人员采用了质性研究方法。他们在智利的科金博（IV）大区和圣地亚哥首都大区进行了田野调查，数据收集方法包括与来自政府部门和社区组织的41名关键知情人进行了6场焦点小组讨论，以及对22名来自残疾、移民和原住民群体的老年人进行了深入的个体访谈。所收集的数据采用归纳式内容分析法进行处理，并通过编码者间信度检验、三角验证等策略确保了研究的严谨性。

研究结果

社会参与的背景

分析表明，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实践深受其社会经济背景的影响。大多数参与者都生活在显著的贫困和不稳定中，微薄的养老金（例如每月110,000智利比索）使其难以负担基本生活、医疗和交通费用，这直接限制了其参与社会活动的可能性。同时，2019年的社会动荡凸显了老年人对尊严、认可和可见性的强烈诉求，他们不满于仅仅被视为需要被照顾的对象，而是要求被承认为拥有权利并能对社会做出贡献的公民。经济困难、物理环境（如无障碍设施的缺乏）以及文化偏见（如对原住民的歧视、对残疾人的能力主义）共同构成了阻碍他们进入和融入所选参与空间的多重壁垒。

能动性及其条件

研究发现，与关键知情人常将社会参与视为保持健康、忙碌和满足的工具性观点不同，老年参与者们展现出了更为积极和具有政治意义的能动性。他们将社会参与视为行使能动性、争取自我决定和解放的途径。这种能动性体现在两个层面：个体行动策略和集体变革。个体层面上，残疾老年人会主动拒绝过度保护，寻找方法克服身体障碍参与活动；移民老年人则展现出“重新开始”的勇气，通过工作和建立新网络来重建生活；原住民老年人则将参与作为文化自我肯定和反抗历史污名化的方式。集体层面上，老年人通过组建俱乐部、协会以及参与社会运动（如养老金改革抗议）来推动改善自身和社区的生存条件。

关系至上

社会参与最核心的价值被参与者们归结为建立和发展有意义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提供了支持、安全感和归属感。无论是通过社区中心的集体活动（如喝茶、玩宾果游戏），还是家庭内部的亲密互动，社会参与都促进了“关联性生活”，帮助对抗孤独和孤立。然而，不同群体也面临着特定的关系风险。原住民老年人因年轻人外迁至城市而面临乡村社区的孤独；移民老年人的跨国家庭关系可能变得疏远，其支持网络缩小，有时甚至被限制在同乡圈子内；残疾老年人则可能因歧视性态度（尤其是针对智力或心理残疾者）而被排除在参与空间之外。研究强调，创建文化上和人际上的安全空间对于促进真正的包容性参与至关重要。

讨论与结论

该研究的重要贡献在于将多样性视角系统地纳入到老龄化与社会参与的研究中，弥补了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地区，特别是LAC地区在此领域的研究空白。它揭示了在智利这样一个不平等程度较高的社会中，社会参与的机会并非均等分配，而是受到历史、经济、文化等结构性因素的深刻塑造。研究结果挑战了将社会参与简单等同于健康促进和个人责任的主流政策话语，强调了社会参与对于边缘化老年群体而言，更是一种争取尊严、认可和赋权的重要手段。

研究者采用的人类发展模型-残疾创造过程（HDM-DCP）框架，有效地连接了个人因素与环境因素，说明了社会参与是二者互动作用的结果。这不仅有助于理解残疾、移民背景和原住民身份如何与老龄化过程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生活机遇，也为制定更具包容性和针对性的社会政策与干预措施提供了实证依据。例如，政策制定需要超越对个体行为的关注，致力于消除环境中的物理、经济和文化障碍，并支持那些能够培养老年人能动性和促进支持性关系的社区倡议。

总之，这项研究通过倾听智利残疾、移民和原住民老年人的声音，生动地描绘了在多样性背景下老龄化的复杂图景。它表明，真正促进社会参与，需要认识到老年群体的异质性，理解其生活经历中的结构性不平等，并支持他们为实现个体和集体福祉而进行的努力。该研究为未来在LAC地区开展更深入、更包容的老年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