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脏脂肪与炎症之间的时间关系及其对心血管代谢疾病的共同影响:来自中国健康与退休纵向研究(CHARLS)的证据
《Journal of Inflammation Research》:Tempo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Visceral Fat and Inflammation, and Their Joint Effect on Cardiometabolic Diseases: Evidence from the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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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年10月28日
来源:Journal of Inflammation Research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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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脏脂肪积累与炎症升高协同增加代谢综合征疾病风险,表现为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及中风的显著联合效应。生物学交互作用显示19%的高血压和14%的糖尿病风险归因于两者协同作用,时间分析表明内脏脂肪变化先于炎症水平上升。中国健康与退休追踪研究队列数据证实,同时检测这两种生物标志物可优化疾病分层预防。
本研究探讨了内脏脂肪积累与炎症在心血管代谢疾病(CMD)风险中的协同作用及其时间关系和生物学相互作用。心血管代谢疾病主要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和中风,这些疾病在全球范围内对公共健康构成重大威胁,并且是导致疾病负担和死亡率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中国,心血管疾病的影响尤为显著,2019年估计有约3.3亿患者,其中高血压患者超过2.45亿,冠心病患者约1139万,中风患者约1300万,超过40%的死亡病例与心血管疾病相关。此外,糖尿病在中国的患病率约为12.8%,影响了约1.298亿成年人。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代谢风险因素的持续增加,CMD的发病率和负担正迅速上升,因此,识别和干预高风险人群对于预防和控制这些疾病至关重要。
本研究基于一项全国性的代表性队列——中国健康与退休追踪研究(CHARLS),该研究从2011年6月至2012年3月进行了基线调查,并在2013-2014、2015-2016、2017-2018和2020年进行了后续追踪。共有17,708名参与者来自中国28个省份的150个县区和450个村庄。研究团队排除了那些缺乏血液和体检数据、被诊断为恶性肿瘤或存在缺失数据的个体,最终纳入了9,559名研究对象进行横断面分析。对于纵向分析,进一步排除了有心血管代谢疾病病史或缺乏随访数据的个体,确保了研究的准确性和代表性。研究还特别关注了在基线和随访时点均具有完整血液检测数据的参与者,以便评估内脏脂肪和炎症之间的时间关系。
内脏脂肪的测量采用中国内脏脂肪指数(CVAI),而炎症的评估则通过高敏C反应蛋白(hs-CRP)进行。CVAI是一种非侵入性的指标,已被证明在预测糖尿病、高血压和肾脏损伤方面具有较高的准确性。hs-CRP作为炎症的标志物,已被广泛用于临床评估。研究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和交叉滞后面板模型,评估了CVAI和hs-CRP对CMD的联合影响。结果显示,内脏脂肪和炎症在横断面和纵向分析中均显示出与CMD的显著关联。其中,CVAI和hs-CRP均高的个体,其CMD风险显著增加,尤其是在糖尿病和中风方面,风险是低CVAI和低hs-CRP个体的两倍。在高血压和心脏病方面,风险则增加了约40%。此外,研究还发现,CVAI和hs-CRP之间存在显著的生物学相互作用,其中高血压的归因比例因交互作用达到19%,糖尿病则为14%。这些结果表明,仅关注单一因素可能不足以全面评估CMD的风险,而同时考虑内脏脂肪和炎症的联合影响,可以更准确地识别高风险人群。
研究中还探讨了内脏脂肪和炎症之间的时间关系。通过交叉滞后面板模型,发现从基线CVAI到随访hs-CRP存在单向的时间关联,标准化相关系数为0.130(P < 0.001)。这一结果表明,内脏脂肪的积累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炎症的增加,但炎症对内脏脂肪的影响则不显著。研究进一步分析了CVAI和hs-CRP对CMD风险的联合影响,并通过敏感性分析和亚组分析验证了主要结果的稳健性。结果显示,无论采用何种hs-CRP阈值(1 mg/L、3 mg/L或≥10 mg/L),高CVAI和高hs-CRP个体的CMD风险始终最高。此外,年龄、性别、肥胖(通过BMI和腰围定义)以及吸烟和饮酒状况对联合效应的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异质性,但总体趋势一致。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它首次系统地评估了内脏脂肪和炎症在CMD风险中的联合作用,以及两者之间的时间关系和生物学相互作用。这些发现不仅加深了我们对CMD发生机制的理解,也为临床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当前的医疗体系中,通常更关注单一风险因素,而忽视了多个因素的联合影响。然而,研究结果表明,同时评估内脏脂肪和炎症的联合效应,可能有助于更有效地进行风险分层和一级预防。例如,对于内脏脂肪水平较高的个体,建议早期监测hs-CRP水平,以识别潜在的高风险人群。此外,针对炎症的治疗可能对CMD的预防和控制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那些同时存在内脏脂肪积累和炎症的高危人群。
尽管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研究中采用的hs-CRP阈值为1 mg/L,这一数值与一些先前研究中使用的2或3 mg/L不同,可能影响了炎症效应的强度。然而,敏感性分析显示,无论采用何种阈值,高CVAI和高hs-CRP个体的CMD风险始终最高,这表明即使低度炎症也可能在与内脏脂肪的相互作用中显著增加CMD风险。其次,研究的统计功效在交互作用的检测中仅为约60-68%,这在观察性研究中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挑战,因为交互作用的检测通常需要更大的样本量。第三,内脏脂肪积累的定义基于CVAI的中位数(93.32),这与一些先前研究中的标准有所不同,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以确定CVAI的最佳诊断阈值。第四,研究中缺乏对心脏病和中风亚型的详细信息,这限制了对具体疾病机制的深入分析。第五,研究结果可能受到未测量因素的影响,如文化背景和饮食模式,这些因素可能影响效应大小的估计。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大规模的全国性队列分析,揭示了内脏脂肪和炎症在心血管代谢疾病风险中的协同作用。这一发现不仅为CMD的预防和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未来的研究方向指明了道路。建议进一步开展针对炎症途径的随机对照试验,以评估抗炎治疗在降低CMD风险方面的有效性。此外,研究结果也强调了在临床实践中,综合考虑多个风险因素的重要性,以实现更精准的风险评估和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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