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革如何重塑区域产业路径？——来自中国营商环境改革与企业创建的证据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Institutional reform, path development and firm cre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本研究聚焦政府主导的制度改革能否打破区域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通过构建2019-2024年中国城市季度面板数据，采用交错双重差分与粗化精确匹配方法，发现营商环境改革显著促进路径创造型产业（尤其是高科技领域）的新企业创建，增幅达87.8%-116.6%，而对路径依赖型产业影响微弱。研究揭示了市场环境与政府服务效率提升是关键机制，为地方政府作为制度企业家推动经济转型提供了实证依据。

　　

在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制度往往被视为一种刚性约束，如同沉重的锁链将地区束缚在既有的产业路径上。这种“制度惯性”理论认为，历史形成的规则、惯例和组织结构会不断自我强化，导致区域陷入“路径依赖”的困境——就像德国鲁尔区等老工业区那样，难以摆脱传统产业的桎梏。然而，这种悲观论调正在被新的学术思潮挑战。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制度的可塑性，提出“制度企业家”可以通过重塑规则来开辟新的发展路径。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政府自2020年起推动的地方政府营商环境改革，为检验制度变革能否真正打破路径依赖提供了绝佳的自然实验场。

本研究通过构建2019-2024年中国城市季度面板数据集，运用交错双重差分（DID）与粗化精确匹配（CEM）方法，系统评估了营商环境改革对两类产业（路径创造型与路径依赖型）新企业创建的影响。研究发现，改革显著提升了路径创造型产业（即与现有区域产业结构关联度最低的5%行业）的企业创建数量，增幅高达87.8%-116.6%，而对路径依赖型产业（关联度最高的5%行业）则无显著影响。这种效应在高科技领域尤为突出，且在初始营商环境较差的城市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市场环境与政府服务效率的改善是驱动这一效果的核心路径。

研究方法的核心技术

研究团队收集了全国293个地级市2019-2024年的企业注册数据，采用余弦指数法量化产业关联度，将各城市产业分为路径创造型（关联度最低5%）和路径依赖型（最高5%）。通过PKUlaw.com平台识别各城市营商环境改革政策出台时点，构建交错DID模型，并利用牛津大学COVID-19政府响应追踪器（OxCGRT）控制疫情干扰。匹配样本涵盖35个改革城市与97个对照城市，确保组间可比性。

改革效果的异质性分析

事件研究显示，改革前两类产业的企业创建趋势基本平行，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改革后，路径创造型产业呈现持续上升态势（图3），而路径依赖型产业始终无明显波动。蒙特卡洛模拟进一步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随机分配改革时间均未产生显著效应，排除了偶然性解释。

行业范围敏感性与高科技驱动

当将路径创造型产业范围扩大至关联度最低的10%时，改革效果完全消失，说明改革仅对最具突破性的新兴产业（前5%）产生催化作用。分技术层次看，路径创造型产业中的高科技部门企业创建量增长102.4%（低tech部门不显著），而路径依赖型产业内部无显著差异（表3）。这表明制度变革尤其有利于技术密集型新路径的萌发。

初始条件与机制拆解

改革在初始营商环境较差的城市效果更显著（表4），印证了“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制度改进在薄弱地区作用更大。机制检验发现（表5），市场环境（如公平准入、减少行政垄断）和政府服务效率（如一站式审批）改革贡献了主要效果，而法律与文化环境改善作用有限。事件研究动态路径（图7）显示，市场与服务改革效应随时间持续增强，法律改革效果波动较大，文化改革几乎无效。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实证了地方政府作为“制度企业家”可通过系统性规则重构打破区域路径依赖。营商环境改革通过降低准入门槛、提升行政效率，尤其能为高科技新兴产业创造“机会空间”。这一发现对政策实践具有重要启示：在产业转型中，应优先推进市场导向与服务型政府建设，而非泛化的文化或法律改革。此外，改革资源应向制度基础薄弱地区倾斜，以最大化政策效果。未来研究需关注新企业的长期生存能力，以及制度变革与产业政策如何协同促进路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