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同情在道德伤害事件与道德推脱关系中的纵向中介作用研究

《Hellenic Journal of Cardiology》：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compass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ly injurious events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本研究针对COVID-19疫情期间韩国社会道德敏感性增强的背景下，探讨了道德伤害事件(MIEs)对道德推脱(MD)的长期影响机制。研究人员通过为期一年的纵向调查(2021年T1期790人→2022年T2期500人)，采用K-MIES、K-SCS和K-MDS量表，运用Hayes的PROCESS宏进行中介分析。结果发现，感知违规行为通过增强自我评判(self-judgment)进而加剧道德推脱，而自我同情的负面成分在道德伤害与道德偏离之间起关键中介作用。这项发表于《Hellenic Journal of Cardiology》的研究为道德创伤的干预提供了新靶点。

　　

在COVID-19全球大流行的特殊背景下，社会面临着个体自由与公共安全之间的深刻矛盾。人们时常会经历自己或他人的行为违背"不伤害他人"道德标准的情况，这种道德标准的冲突在韩国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近年来，韩国社会对公平性的敏感度显著提升，七成首尔都市圈居民认为韩国社会存在不公平现象。这种道德环境的变化使得道德标准更加凸显，个体对偏离标准行为的感知也变得更加敏感。

在此社会背景下，Eunyoung Jang团队开展了一项为期一年的纵向研究，旨在探讨道德伤害事件(Morally Injurious Events, MIEs)对道德推脱(Moral Disengagement, MD)的影响机制，并特别关注自我同情(Self-Compassion, SC)在其中的中介作用。该研究发表于《Hellenic Journal of Cardiology》杂志，通过两次时间点的数据收集，揭示了道德心理过程中的重要机制。

研究人员于2021年9月(T1)对790名20岁以上的韩国成年人进行了首次在线调查，使用韩版道德伤害事件量表(K-MIES)、自我同情量表(K-SCS)和道德推脱量表(K-MDS)收集数据。约一年后(2022年8-9月，T2)，对同一批参与者进行第二次调查，最终获得500名参与者的有效数据。研究采用Hayes的PROCESS宏(版本4.3)进行中介效应分析，控制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和T1期道德推脱等协变量。

3.1 样本特征

500名完成两次调查的参与者平均年龄为46.19岁(SD=12.88)，男性占51.8%，74%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道德推脱得分在T1和T2时间点分别为2.14(SD=0.56)和2.08(SD=0.58)，表明参与者的道德推脱倾向相对较低。

3.2 变量间相关性

道德推脱在两次测量间呈现显著正相关(r=0.59, p<0.001)。道德伤害的两个维度——感知违规行为(Perceived Transgressions)和感知背叛行为(Perceived Betrayals)与道德推脱均呈正相关(0.28≤r≤0.49, p<0.001)。自我同情的三个负面成分(自我评判、孤立、过度认同)与道德推脱呈负相关(-0.37≤r≤-0.22, p<0.001)。

3.3 自我同情在道德伤害事件与道德推脱间的中介作用

中介分析显示，感知违规行为对T2期道德推脱的总效应显著(β=0.06, p<0.05)，其中自我评判(self-judgment)是唯一显著的中介变量(β=-0.03, 95%CI[-0.04, -0.01])。感知违规行为通过增强自我评判，进而降低道德推脱倾向。而感知背叛行为对道德推脱的纵向预测作用不显著。

4.1 本研究主要发现

研究发现道德伤害事件与道德推脱存在跨时间和纵向关联。感知违规行为(自己或他人的不道德行为)能够微弱但显著地预测一年后的道德推脱水平，而感知背叛行为(信任他人的背叛)则无此预测作用。自我同情在道德伤害事件影响道德推脱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特别是自我评判这一成分。

4.2 与既往研究结果的比较

本研究结果与先前关于自我同情的研究一致，证实了道德伤害事件与自我同情的负面成分密切相关。与针对军人群体的研究不同，本研究在普通成人群体中验证了自我同情在道德心理过程中的作用，扩展了该领域的应用范围。

4.3 临床意义

研究结果表明，通过降低自我评判等自我同情的负面成分，可能有效减少道德推脱倾向。这对心理咨询和道德教育实践具有重要启示，提示在干预中应特别关注个体对自身缺点的接纳程度。

本研究通过纵向设计验证了道德伤害事件对道德推脱的影响机制，发现自我评判在其中的关键中介作用。尽管存在样本流失、自报告数据可能带来的共同方法偏差等局限性，但研究结果为理解道德心理过程提供了重要证据，为未来开发针对道德创伤的干预措施奠定了理论基础。特别在后疫情时代，如何通过提升自我同情来促进道德健康发展，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