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未来的民族生物学：共同展望与共建生物文化前景

《Journal of Ethnobiology and Ethnomedicine》：Towards a forward-looking ethnobiology: envisioning and co-creating biocultural futures

本文探讨了在环境与社会政治加速变革的背景下，民族生物学如何拓展其时间维度，积极融入未来思维。作者提出将未来研究的方法与民族生物学相结合，通过与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合作，共同设想和构建可持续的生物文化未来。研究强调了多种参与式方法和工具在创建包容性、跨学科空间中的作用，以促进社区主导的想象、实验和学习，从而增强生物文化韧性。

　　

在当今世界，环境变化和社会政治动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生，深刻影响着全球各地的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尤其对于长期依赖特定自然环境生存与发展的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而言，这些变化不仅威胁着他们的物质生活基础，更危及他们世代相传的文化知识和身份认同。传统上，民族生物学这一学科主要致力于记录和分析人类与其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特别强调历史连续性、文化记忆以及民族生物学知识的当代价值。然而，面对日益复杂和不确定的未来，仅仅记录过去和现在是否足够？学科是否需要新的视角和方法来应对迫在眉睫的挑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阿尔瓦罗·费尔南德斯-利亚马萨雷斯（Alvaro Fernandez-Llamazares）和艾琳·特克西多尔-托内乌（Irene Teixidor-Toneu）在《民族生物学与民族医学杂志》（Journal of Ethnobiology and Ethnomedicine）上发表了他们的前瞻性观点文章。他们指出，民族生物学学科正站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其核心使命——细致记录民族生物学知识——仍然是学科的基石，对于学术研究和实践应用都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全球变化的严峻现实要求学科不能止步于记录，而应更积极地参与到塑造未来的进程中。作者认为，现在是时候不仅想象民族生物学的未来，更要通过与文化根基深厚、面向未来且符合伦理的方法，积极共同创造这个未来。

这项研究的核心命题是拓展民族生物学的时间范围，使其更直接地参与未来。这并非要改变学科的核心分析焦点，而是扩展其时间和方法的视野。作者提出建立一种“前瞻性民族生物学”（forward-looking ethnobiology），这种取向将借鉴未来研究（Futures Studies）领域的概念和方法，与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合作，共同设想（co-envision）和共同生产（co-produce）可持续的生物文化未来。这一设想与新兴的环境和祖先未来主义（environmental and ancestral futurism）框架相呼应，后者将长期的生态关怀和代际责任置于未来思维的核心。

为了将这一愿景转化为实践，作者重点探讨了几种关键的技术方法。这些方法的核心在于创建包容性的、跨学科的空间，促进社区主导的想象、实验和学习。首先是行走工作坊（walking workshops），这是一种在生活景观中进行的社区主导对话，它将讨论置于生物文化关系实际发生和维持的地方，促进了与土地的深度互动，成为代际学习和共同展望未来的实验室。其次是生物文化指标（biocultural indicators），这些指标旨在以有意义且文化适宜的方式捕捉生态和社会文化维度，通过参与式过程制定，用于评估在实现社区愿景和权利方面的进展。第三是生活实验室（living laboratories），这些是协作平台，旨在现实世界环境中共同创造、测试和评估创新解决方案，特别适用于支持生物文化韧性和探索应对全球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实践。

通过行走工作坊，研究人员和社区成员得以在实地共同探索未来路径。这种方法超越了传统会议室讨论的局限，将对话情境化于具体的景观之中。例如，在生物文化遗产区（Biocultural Heritage Territories）的行走工作坊中，参与者能够将土地视为记忆的档案和渴望的空间，从而共同设想土地利用策略的未来变化。这种身临其境的实践不仅加强了相互理解，也为转型性变革（transformative change）开辟了空间，特别是肯定了土著世界观和集体愿景。

在确立共同目标和评估进展方面，生物文化指标发挥了关键作用。与标准化的可持续性或韧性指标不同，生物文化指标根植于地方性的价值观、知识和需求。它们反映了社区的治理体系、世界观和生计方式，确保监测工作与当地的优先事项保持一致。这些指标通常通过参与式场景规划（participatory scenario planning）工作坊产生，或源于塑造未来愿景的因素。通过将生物文化指标与国家及国际研究中常用的指标联系起来，可以有助于纠正系统性不公正并加强社区驱动的解决方案。

生活实验室则为将设想的美好未来培育为现实提供了框架。在民族生物学背景下，重新规划生活实验室模型，使其以文化根基深厚、社区主导的方式进行，为探索未来导向的实践提供了动态平台。无论是农业生态实验、文化复兴，还是应对全球环境变化的适应性策略，生活实验室都支持在真实环境中进行迭代的、基于地点的实验。其跨学科性质和对长期伙伴关系的重视，与促进与土著和地方知识持有者建立关系问责制（relational accountability）的伦理要求产生共鸣。

研究结果表明，将未来思维嵌入民族生物学实践，能够显著增强该学科在促进生物文化韧性方面的作用。前瞻性民族生物学通过在地方性知识系统与预期性方法之间架起桥梁，使社区和研究人员能够主动应对未来，共同应对社会生态变化。虽然民族生物学早已包含预期性和共同创造性的方法，但融入未来研究提供了共享的概念词汇和方法库，可以加强、连接和扩展这些努力。

作者在讨论中强调，民族生物学的优势在于其方法的多样性。拥抱预期性方法绝不意味着贬低以过去和现在为导向的工作的价值，而是拓宽了学科应对快速社会生态变革的集体能力。未来思维和场景规划虽然在全球变化和可持续性科学中日益受到重视，但在民族生物学领域仍未得到充分利用。生物文化指标的实施远未成为主流，但其在快速增多的生活实验室组织和项目中可以找到其效用空间。更广泛地整合这些方法，不仅能够促进方法创新，还能增强民族生物学支持土著主导的转型、抵抗和复兴过程的能力。

最终，这项研究得出结论，前瞻性民族生物学加深了学科对生物文化韧性、土著主权和社会正义的承诺。通过将未来研究的方法论与民族生物学深厚的地方知识基础相结合，学科可以更有效地支持复杂社会生态挑战的解决方案的共同开发，并设想和制定转型路径。展望未来，民族生物学应当超越仅仅设想其未来角色的阶段，转而通过具体的、参与性的行动，积极支持构建其所希望栖身的未来。这包括与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共同制定预期性研究议程，将面向未来的方法论融入工作，并使学术实践与转型目标保持一致。最终，拥抱前瞻性策略增强了民族生物学的潜力，能够在一个日益不确定的世界中，培育出适应性、包容性和韧性的未来，使生物文化系统及其所维系的社区能够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