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宽带中国”试点项目在老年人群体中减少抑郁的数字途径：准自然实验

《JMIR Aging》：Digital Pathways to Reducing Depression Among Aging Populations Through the “Broadband China” Pilot Program: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增强家庭联系、亲密社交和参与社会活动等社会网络维度，显著降低中老年人群抑郁症状，且对女性、中年及低教育群体效果更突出，并减少健康不平等。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在社会福利和公共健康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特别是对于中老年人群体，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不仅改善了他们的生活便利性，还在心理健康方面展现出潜在的积极影响。然而，关于数字基础设施对中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具体影响，尤其是其作用机制和健康不平等的缓解效果，目前的研究仍存在诸多空白。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健康与退休追踪调查（CHARLS）2011至2020年的数据，探讨了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对中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影响，并揭示了其背后的机制与异质性效应，为制定促进健康老龄化的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 一、背景与意义

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这对社会经济结构、医疗资源分配以及社会福利体系构成了重大挑战。根据联合国2024年世界人口展望报告，到21世纪末，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预计将突破22亿，超过儿童人口数量，且这一比例将持续上升。中国作为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到15.6%，并且这一比例预计在未来几十年内会进一步增加。在此背景下，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尤其是抑郁症状，不仅关系到个体的福祉，也深刻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尽管近年来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技术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老年人的生理健康，但抑郁问题仍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抑郁不仅是常见的心理障碍，还会对个人的医疗支出和社会医疗负担产生负面影响。研究表明，全球中老年人群的抑郁症患病率高达9.7%，而中国这一群体的抑郁症患病率更是达到24.1%，其中严重抑郁的比例为2.3%。这些数据表明，抑郁问题已成为影响中老年人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的重要因素。当前，许多健康评估体系低估了抑郁的长期社会经济影响，导致其在公共政策和资源分配中被忽视。因此，如何有效减少中老年人的抑郁症状，成为推动健康老龄化进程的关键议题。

### 二、数字基础设施与社会网络的作用

社会网络被认为是影响中老年人抑郁状况的重要因素。随着退休、子女为工作迁移以及社会互动模式的变化，中老年人的社会联系可能逐渐减少，导致社会孤立感增加，进而加重抑郁症状。社会网络不仅包括面对面的互动，也涵盖通过数字技术实现的远程连接。现有研究表明，社会网络薄弱的中老年人更容易出现焦虑和抑郁，而积极维护社会关系有助于缓解抑郁症状。因此，数字基础设施的推广为中老年人提供了新的社交渠道，减轻了社会孤立，有助于改善心理健康。

数字技术的普及，特别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应用，使中老年人能够更便捷地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减少因地理和时间限制带来的社交障碍。同时，数字平台也扩大了他们的社交范围，使他们能够参与社区活动、兴趣小组等，增强社会归属感和参与感，从而降低抑郁风险。然而，关于数字基础设施如何影响中老年人社会网络及其抑郁症状，目前的研究尚不充分。本文通过系统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对中老年人社会网络的促进作用，揭示了其在改善心理健康方面的关键机制。

###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CHARLS数据，涵盖了中国150个县区的样本，通过多阶段、按规模比例抽样的方式，确保数据的广泛代表性。CHARLS数据包含了受访者的人口统计信息、经济状况、健康状态和家庭结构等，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背景信息。研究选取了2011至2020年的五轮调查数据，通过纵向分析，评估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对抑郁症状的影响。

为克服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特征，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进行分析。这种方法能够有效识别政策实施前后的差异，从而评估数字基础设施的政策效应。此外，研究还通过事件研究法验证了政策实施前后的趋势一致性，确保了估计结果的可靠性。为了进一步验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以及对因变量的替代性分析。

### 四、主要发现与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中老年人的抑郁症状，其影响幅度为-0.33，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一发现支持了数字基础设施对中老年人心理健康具有积极影响的假设。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显示，该政策的主要作用机制是通过增强社会网络，包括家庭联系、密切社交互动和社交参与，从而缓解抑郁症状。其中，家庭联系的增强有助于提升情感支持，密切社交互动的改善有助于减轻孤独感，而社交参与的提升则增强了个体的社会归属感。

此外，异质性分析揭示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女性、中年人以及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在抑郁症状缓解方面获益更多，这可能与这些群体在数字技术使用和社交互动中的特定需求有关。例如，女性在家庭和社交角色中承担更多责任，而数字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助于她们获取更多健康资源和心理支持。同样，中年人正处于生活转型的关键阶段，面对健康管理和工作、家庭的双重压力，数字技术的便捷性可以有效缓解他们的心理负担。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可能在使用数字技术方面存在更多障碍，但数字基础设施的普及可以降低认知和操作门槛，提高他们的健康信息获取能力。

相比之下，老年人和高学历群体的抑郁症状缓解效果较弱。这可能与他们已有的健康资源和信息获取能力有关。老年人可能面临更多健康挑战，但在适应新技术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而高学历群体则可能更容易接触到传统医疗服务，因此数字基础设施的边际效益较低。这些发现表明，数字基础设施的政策效果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在制定政策时，需要考虑群体的特定需求和特点。

### 五、健康不平等的缓解作用

研究还发现，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老年人群体中的健康不平等。通过提升健康服务的可及性，数字基础设施为资源较少的群体提供了更多的心理健康支持。这不仅改善了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也缩小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健康差距。研究使用了Kakwani相对剥夺指数来衡量健康不平等，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的推广显著降低了中老年人群体的相对剥夺程度，从而减轻了健康不平等现象。

这一“补偿效应”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在促进健康公平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传统健康服务往往受限于空间、时间和经济因素，而数字技术可以打破这些限制，使更多人能够获得所需的健康资源和心理支持。因此，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是对物质资源的投资，更是对社会关系网络的优化，从而在心理层面产生积极影响。

### 六、政策建议与未来研究方向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了多项政策建议。首先，数字基础设施应纳入国家长期发展战略，通过协调治理和财政投入，缩小地区间的数字鸿沟。这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数字健康战略相契合，强调了将国家政策与全球框架相结合的重要性。其次，提高中老年人的数字素养至关重要，特别是针对女性、中年人和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通过结合在线平台和社区活动，可以更有效地提升他们的数字能力，从而更好地利用数字基础设施带来的好处。

第三，应通过数字平台加强社会网络建设，促进家庭互动、社区参与和代际支持。已有研究表明，日本和欧洲的公共-私营合作模式在增强社会联系方面效果显著，这些经验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最后，数字健康服务应全面融入初级医疗体系，扩大远程医疗的报销范围，将数字心理健康服务嵌入社区卫生中心，并优先考虑资源匮乏地区的需求。这些措施有助于提升健康服务的可及性，减少健康不平等。

### 七、研究的局限性与展望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数据主要依赖于自我报告或代理报告，这可能引入回忆偏差和主观性。然而，CHARLS调查遵循标准化流程，确保了跨轮次数据的可靠性和可比性，从而有效减少了潜在偏差。其次，由于数据更新的限制，本研究未能涵盖2020年之后的样本，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展时间范围，进一步探讨数字基础设施对中老年人抑郁症状的长期影响。此外，本研究未分析其他可能影响抑郁的因素，如长期护理试点项目和健康素养的提升。这些因素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抑郁症状，因此未来研究应纳入更多元化的数据来源，以更全面地评估数字基础设施的综合影响。

### 八、结论

综上所述，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对中老年人抑郁症状具有显著的缓解作用，其主要机制是通过增强社会网络，包括家庭联系、密切社交互动和社交参与。此外，不同群体在政策效果上存在异质性，女性、中年人和教育水平较低的群体从中获益更多，而老年人和高学历群体的获益程度相对较低。数字基础设施在缓解健康不平等方面也展现出“补偿效应”，有助于缩小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健康差距。

因此，政策制定者应将数字基础设施纳入健康老龄化的长期战略，推动数字素养的提升，并加强数字健康服务的普及。通过这些措施，不仅可以改善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还能促进社会公平，提升整体社会福祉。本文的研究结果为未来相关领域的政策制定和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也揭示了数字技术在社会健康治理中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