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生物符号学与历史

《Biosemiotics》：Utilitarianism, Biosemiotics, and History

当代学者割裂生物符号系统的工具理性与实践理性，多采用义务论与美德伦理框架。强问责模型忽视非人类符号伦理，弱模型难处理生态责任与意义生成。突破人类中心的技术霸权，需构建实用主义符号学框架，基于物质制度基础，强调历史适应性、生理感知冲突及多层级反馈机制，实现生物系统伦理评估。

　　

摘要

当代学者常常将生物符号系统中体现的工具理性与实践理性区分开来，并采用义务论和美德伦理学框架作为生物符号伦理学的规范基础。然而，强问责模型未能认识到非人类符号过程的伦理维度，而弱问责模型则难以解决真正的生态责任和意义生成问题。如果不正视人类历史中根深蒂固的技术-语言霸权，就很难构想出一个以生命体为中心的共享美好生活。本文认为，一种功利主义符号学——以意义的真实流通为特征，并基于符号调节的物质和制度基础——应当成为道德评价的核心框架。这种框架不预设意识或意图，而是体现在符号行为的历史适应性、感知冲突的生理基础以及生物系统之间的多层次响应-反馈机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