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ICS-plus国家尿石症发病趋势的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分析：1992-2021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新发现

《BMC Nephrology》：Epidemiological trends and age-period-cohort effects on urolithiasis incidence across the BRICS-plus from 1992 to 2021

本研究基于全球疾病负担（GBD）2021数据，首次采用年龄-时期-队列（APC）模型深入剖析BRICS-plus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沙特阿拉伯、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尿石症流行病学变迁。研究发现尽管全球尿石症病例数增长41.89%，但年龄标准化发病率下降20.72%，其中俄罗斯发病率最高（3525.62/10万），中国降幅最大（44.32%）。研究揭示社会经济指数（SDI）与发病率呈正相关（r=0.32, p<0.001），并通过APC模型解析出年龄效应呈倒U型曲线、时期与队列效应的国家异质性，为发展中国家制定针对性防控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在全球范围内，尿石症作为一种常见的泌尿系统疾病，影响着10-15%的世界人口，不仅给患者带来剧烈疼痛（肾绞痛）、血尿和恶心等症状，还通过从药物排石治疗到微创手术等一系列医疗措施，给全球医疗系统带来显著的经济负担。尤其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生活方式改变和诊断能力提升可能共同导致尿石症发病率的动态变化。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等金砖国家及其新纳入的沙特阿拉伯、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合称BRICS-plus）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其医疗卫生体系和社会经济环境正处于快速转型期，为研究尿石症在这种特定背景下的流行规律提供了独特视角。

然而，传统的描述性流行病学报告难以捕捉尿石症复杂的时空趋势和驱动因素。年龄-时期-队列（APC）模型能够区分年龄、日历时期和出生队列对疾病负担的独立影响，为深入理解尿石症的流行病学特征提供了有力工具。基于此，Yue等研究人员利用最新的全球疾病负担（GBD）2021数据，对BRICS-plus国家1992至2021年间尿石症的发病趋势进行了全面评估，并通过APC模型解析了年龄、时期和队列效应，旨在为这些国家制定有针对性的公共卫生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本研究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关键研究方法：首先，从GBD 2021数据库中提取全球及BRICS-plus国家的尿石症发病数据，包括发病数、全年龄发病率和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其次，通过Pearson相关分析评估ASIR与社会经济指数（SDI）的关联；最后，应用APC模型中的内源估计法（IE）来估计过去三十年间的净漂移、局部漂移、年龄、时期和队列效应，其中年龄分组为15-94岁间的16个5岁组，时期为1994至2019年的6个时间点，队列为1902至2002年间的21个连续出生队列。

结果

尿石症发病趋势（1992-2021年）

全球尿石症发病数从1992年的74695.24千例上升至2021年的105983.78千例，增长41.89%，但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却从1567.56/10万降至1242.84/10万，下降20.72%，年均净漂移为-0.84%。在BRICS-plus国家中，除俄罗斯外，多数国家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呈下降趋势。2021年，俄罗斯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最高（3525.62/10万），而中国降幅最大（44.32%）。国家的年均净漂移从中国的-2.47%到巴西的1.16%不等。研究发现年龄标准化发病率与SDI值呈显著正相关（r=0.32, p<0.001）。

不同年龄组尿石症发病的时间趋势

全球几乎各年龄组的发病率均呈下降趋势（局部漂移为负值），而巴西、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埃及、阿联酋和伊朗等六国多数年龄组发病率上升。印度较低年龄组（55岁以下）发病率上升，较高年龄组（55岁及以上）下降。尿石症疾病负担主要集中于60岁以下年轻和中年人群，且这一年龄分布在各国相对稳定，但阿联酋近年出现从中青年（15-39岁）向中年（40-59岁）转移的趋势。

年龄、时期和队列对尿石症发病的影响

年龄效应显示，各国均呈现倒U型模式，发病率先随年龄增长而升高，在青中年时期达到高峰，随后在老年期下降。时期效应表明，全球及中国、俄罗斯、埃塞俄比亚呈持续下降趋势，沙特阿拉伯、埃及和阿联酋逐步上升，巴西、南非和伊朗先升后降，印度则波动较大。队列效应方面，全球及中国、俄罗斯、南非、埃塞俄比亚的出生队列风险下降，巴西、沙特、埃及、阿联酋和伊朗略有上升，印度在1950年代参照队列前快速下降，之后上升。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揭示了1992至2021年间BRICS-plus国家尿石症年龄标准化发病率的总体下降趋势，但国家间存在显著健康不平等，部分归因于社会经济环境差异。尿石症发病与SDI的正相关反映了经济发展中生活方式改变（如动物蛋白、钠和加工糖摄入增加）和诊断能力提升的双重影响。中国通过健康中国2030等国家战略成功降低发病风险，而海湾国家经济多元化带来的生活方式变化和医疗资源向诊断治疗倾斜可能推高发病率。年龄效应凸显青中年高危性，时期和队列效应的国家异质性则体现了政策干预（如伊朗卫生部门进化计划）、地理文化因素（如埃及高草酸盐饮食）和医疗可及性的不同影响。

这些发现对临床实践和公共卫生政策具有重要启示：首先，青中年高发意味着需优先发展恢复快的微创技术（如机器人肾盂取石术），以减轻对患者生产力的影响；其次，各国需制定针对性策略，如经济快速发展国家应将风险因素筛查纳入初级保健、建立结石登记系统并加强食品监管，而埃塞俄比亚等基础薄弱国家应优先加强初级卫生保健系统，在社区健康项目中加入基本筛查。研究强调，经济发展不一定导致疾病负担增加，关键在于配套的健康策略。未来研究应关注具体政策干预效果，并为类似环境的国家提供更全面的尿石症管理方法。该论文发表于《BMC Nephrology》，为发展中国家泌尿系统疾病的防控提供了重要的流行病学证据和策略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