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临床毒理学单位数据收集情况的全国性概览

《Toxicology Communications》：A national snapshot of data collection in Australian clinical toxicology units

澳大利亚临床毒理学单位数据收集现状研究显示，13个单位全部响应，其中10个使用数据库（7个REDCap，2个FileMaker，1个Excel）。详细数据（呈现、并发症、治疗）在50%单位中实现，且数据元素高度一致。建议制定最小数据集标准以提升研究质量。

　　随着澳大利亚各地对处方药和娱乐性药物中毒病例的处理需求不断上升，临床毒理学单位的数量也在持续增加。这些单位不仅承担着救治中毒患者的重任，还肩负着收集和分析相关数据的职责，以支持更深入的临床研究和公共卫生监测。目前，许多临床毒理学单位已经建立了本地的观察性数据库，用于记录患者在中毒事件中的表现、并发症及治疗情况等关键信息。然而，关于这些单位在数据收集方面的现状，尤其是数据的详细程度、收集方式以及存储手段，尚缺乏全面的了解。因此，这项研究旨在全面描述澳大利亚临床毒理学单位在数据收集方面的当前状况，为未来改善数据收集流程提供参考依据。

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面描述性调查方法，通过电子问卷的方式对澳大利亚13个临床毒理学单位进行了调查。问卷内容涵盖了各单位使用的数据收集工具、收集的数据类型以及存储方式等方面。研究团队选择了这13个单位作为样本，以确保每个单位都能在研究中得到代表。调查对象是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他们通过与澳大利亚毒理学与毒物网络（TAPNA）的关联关系被识别为符合条件的参与者，并通过电子邮件邀请参与。数据收集工作于2024年8月至2025年3月期间完成，研究获得了墨尔本南部人类研究伦理委员会（HREC/2024/QMS/109269）的伦理批准。

在调查过程中，研究团队通过Microsoft Forms平台发放电子问卷，并将收集到的数据汇总至Excel表格中进行分析。所有问卷均在提取后进行了去标识化处理，并按照参与顺序分配了字母代码以确保数据的匿名性。研究团队仅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未进行进一步的定量分析或模型构建。这一方法的选择是为了确保数据的清晰性和可追溯性，同时避免对隐私信息的泄露。

调查结果显示，所有13个临床毒理学单位均派代表参与，参与率为100%。其中，10个单位使用了数据库系统，而另外3个单位则未采用数据库进行数据记录。在使用数据库的单位中，有5个单位记录了详细的中毒表现数据，包括摄入方式、是否为分次摄入、患者的去向等信息。同样，在这些单位中，有6个单位记录了详细的治疗数据，包括气管插管、血管活性药物使用、活性炭吸附、血液净化、解毒剂应用等。值得注意的是，记录详细中毒表现数据的5个单位中，有5个也记录了详细的治疗数据，表明这两类数据的收集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对于未使用数据库的单位，情况则有所不同。其中，有一个单位并未记录任何临床数据，而另一个单位则使用Microsoft OneNote?以长文本形式记录数据，还有一个单位则通过Microsoft Teams?以自由文本的方式记录数据。这些不同的数据收集方式反映了澳大利亚各地在数据管理方面的多样性，同时也揭示了在缺乏统一标准的情况下，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从数据的详细程度来看，虽然有5个单位记录了较为全面的数据，但整体而言，只有38%的单位能够实现全面的数据收集。这一比例表明，尽管数据收集在临床毒理学领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较大的挑战。一方面，数据的收集和录入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资源；另一方面，缺乏统一的数据标准和规范也影响了数据的可比性和可利用性。因此，如何在确保数据质量的同时，提高数据收集的效率和标准化程度，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在使用数据库的单位中，记录的数据元素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无论是中毒表现、并发症还是治疗数据，这些单位在数据的种类和内容上都较为相似。例如，记录详细中毒表现的单位普遍收集了患者的住院时间、入院和出院日期与时间、病房安排、是否需要重症监护或精神科病房、摄入剂量与剂型、是否为分次摄入等信息。记录详细并发症的单位则涵盖了毒理学相关并发症，如癫痫发作、谵妄、血清素综合征、钠通道阻滞、QT间期延长以及毒物水平异常，同时还包括器官并发症，如急性肾损伤、肝毒性、吸入性肺炎、横纹肌溶解、静脉血栓栓塞等。而记录详细治疗数据的单位则普遍涵盖了气管插管、血管活性药物、血液净化、高剂量胰岛素等糖耐量治疗、活性炭吸附、全肠道灌洗、尿液碱化、化学镇静、抗蛇毒血清、新斯的明、碳酸氢盐、纳洛酮或N-乙酰半胱氨酸等治疗措施。

尽管这些单位在数据收集方面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仍然存在显著的差异。例如，某些单位可能更侧重于记录某些特定类型的数据，而忽视其他重要信息。这种差异可能导致在比较不同单位的数据时出现偏差，进而影响研究成果的适用性和推广性。因此，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化的数据收集框架，不仅有助于提高数据的可比性，还能促进更广泛的数据共享和利用。

此外，研究团队还发现，使用数据库的单位在数据录入和质量控制方面表现出较高的专业性。这些单位的毒理学家通常会亲自检查数据的准确性，并确保数据的完整性。相比之下，未使用数据库的单位可能缺乏这种系统性的数据管理流程，导致数据的收集和存储较为随意，影响了数据的质量和可靠性。因此，推动更多单位采用数据库进行数据收集，不仅有助于提升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还能为未来的临床研究和公共卫生监测提供更加坚实的数据基础。

在数据收集的实践中，一些单位已经展现出良好的经验。例如，使用数据库的单位通常能够更系统地记录患者的临床信息，并通过数据分析识别出中毒事件中的常见药物、典型并发症以及有效的治疗措施。这些数据不仅可以用于评估患者治疗效果，还能帮助研究人员了解中毒事件的趋势和模式，为制定更有效的预防措施和治疗指南提供依据。因此，建立一个统一的数据收集框架，将有助于提升整个临床毒理学领域的研究能力和临床服务水平。

然而，当前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尽管研究团队对所有13个临床毒理学单位进行了调查，但这些单位的数据收集实践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仍需进一步验证。其次，生物样本的收集在临床毒理学研究中并不普遍，尤其是在非临床研究环境下。这可能影响到某些关键数据的获取，如毒物浓度、代谢产物等。此外，研究团队假设详细的临床数据收集能够提高数据质量控制和研究产出的可能性，但这一假设也依赖于数据的准确解读和分析能力。最后，由于临床毒理学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本研究的结果可能仅反映某一特定时间点的数据收集状况，无法代表长期的变化趋势。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澳大利亚临床毒理学单位在数据收集方面的现状，表明虽然大部分单位已经具备一定的数据收集能力，但整体上仍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使用数据库的单位在数据收集的详细程度和一致性方面表现较为突出，这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化的数据收集框架提供了可能的参考。然而，为了进一步提升数据的准确性和可利用性，还需要在数据收集流程、数据存储方式以及数据共享机制等方面进行持续优化。此外，随着电子健康记录的广泛应用，未来有望实现更高效、更系统化的数据收集，从而推动临床毒理学领域的研究和实践迈向更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