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父权制与健康：巴勒斯坦女性政治参与的混合方法研究及其健康启示

为探讨巴勒斯坦女性在政治与公共生活中的参与困境及其健康关联，Jabali等人采用质性驱动的混合方法，结合对20位女性政治参与者半结构化访谈与官方统计数据，揭示尽管存在性别平等政策（如配额制、妇女事务部），女性政治代表性仍多停留于表面，实质权力仍被父权网络垄断。研究运用女性主义制度主义框架，指出在占领、政治分裂与父权结构交织下，女性面临制度性排斥与社会文化障碍，影响其心理健康，但亦展现韧性。成果对冲突社会中促进性别正义与包容治理具有重要政策意义。

　　

在全球范围内，女性在政治和决策角色中的参与度虽有所提升，但进展依然不均衡且脆弱。许多国家虽已消除形式上的性别障碍，并带来象征性和实际利益，然而，政治权力中的实质性性别平等仍难以实现。在阿富汗等地区，父权规范甚至重新抬头，逆转了早先的成果。美国、匈牙利、波兰和俄罗斯等国也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议程下经历了性别反弹。持续的挑战——包括被排除在关系网络之外、角色刻板印象、负面的媒体形象以及缺乏制度支持——继续塑造着女性的政治经验。

这些障碍具有高度的情境特定性。在巴勒斯坦，女性的政治排斥源于以色列军事占领、根深蒂固的父权制以及碎片化治理的交织影响。这些重叠的系统持续形塑着女性的政治经验，但学界对此仍关注不足。巴勒斯坦情境以定居-殖民占领、领土割裂、行动限制和普遍 surveillance（监视）为特征，同时西岸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lestinian Authority, PA）与加沙地带的哈马斯（Hamas）之间的政治分歧进一步削弱了治理效能。诸如第一次（1987-1993）和第二次（2000-2005）大起义（Intifada）等民众起义塑造了基层动员和女性的行动参与。

性别动态与民族斗争相互交织。巴勒斯坦女性长期作为教育者、照料者、公民社会领袖和活动家，在占领压力与内部父权约束之间寻求平衡。社会人口结构的变迁——女性在大学中人数超过男性、识字率和就业率上升、生育率下降——反映了新的抱负和经济现实，这些变化受到家庭结构、数字连接和劳动力动态的影响。

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女性的实质性政治代表仍然有限。法律框架、配额制和部长任命看似具有性别包容性，但实权仍掌握在男性主导的网络中。非正式制度——社会规范、部落体系、宗教权威和基于亲属关系的庇护主义——常常凌驾于法律保障之上。

在此背景下，Jabali等人于《BMC Public Health》发表了题为“权力、参与与父权制：关于巴勒斯坦女性在政治与公共生活中的混合方法研究及健康启示”的研究。该研究采用女性主义制度主义（Feminist Institutionalism, FI）理论框架，通过质性驱动的混合方法，深入探讨了巴勒斯坦女性政治参与的现状、障碍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旨在揭示形式上的性别平等政策与实质性女性赋权之间的差距，并为在冲突影响社会中促进性别正义和包容性治理提供见解。

为开展此项研究，研究人员主要运用了几个关键技术方法。研究采用质性驱动的混合方法设计（qualitatively-driven mixed-methods design），以前瞻性视角整合定性与定量数据。质性数据通过对20位背景多样的巴勒斯坦女性（包括政治家、活动家、政策专家）进行半结构化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收集，样本来自巴勒斯坦地区（西岸和加沙地带）。访谈内容采用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遵循Braun和Clarke的六步框架进行编码和主题识别。同时，研究辅以来自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Palestinian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和中央选举委员会（Central Elections Commission）等官方来源的定量数据，用以描绘女性政治代表性的全国趋势，为质性发现提供背景。

结果

巴勒斯坦女性政治参与和领导力的形式与水平

研究发现，巴勒斯坦女性在政治代表方面取得了形式上的进展，但实质性的权力和影响力仍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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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LO）、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和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Palestinian National Council, PNC）中的参与：女性在PLO核心机构中的代表性不均且总体不足。其中，中央委员会（Central Council）女性成员比例最高，为23.1%，PNC为17.4%，而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Committee）则无女性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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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巴勒斯坦政府中的参与：数据显示，在历届政府中，女性在内阁职位中的比例有所波动但总体呈上升趋势，例如第十三届政府达到21.7%。这种增长部分归因于性别配额等制度改革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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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Palestinian Legislative Council, PLC）中的参与：2014年至2018年间，女性在PLC中所占席位的比例从12.9%下降至11.3%，表明女性代表性存在下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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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方议会中的参与：地方选举中，性别配额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代表比例（例如，2021-2022年第四轮选举中，竞争性选举产生的席位中女性占20.5%），但许多女性是通过配额或等额选举当选，而非在公开竞争中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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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在外交领域的参与：女性在高级外交职务（如大使）中的比例仍然较低（2020年为10.8%），在驻外使团全体人员中占30.6%，表明外交领域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距。

社会文化、制度和结构性挑战

通过对20位女性的访谈进行主题分析，研究揭示了阻碍女性政治参与的多层面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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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文化挑战：包括父权规范与性别角色（85%的参与者提及，如家庭责任限制政治参与）、社会污名化与刻板印象（65%，如女性表达政治观点被视为“不合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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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挑战：包括有限的政治代表性（75%，女性被排除在决策空间之外）、国际框架执行不力（60%，如CEDAW、《联合国安理会第1325号决议》UNSCR 1325未能有效落地）、妇女组织资金不足（50%，影响可持续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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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性挑战：包括经济依赖与障碍（70%，经济困难限制参与）、行动受限与安全化（55%，检查站、旅行限制阻碍活动）、数字空间的性别不平等（45%，社交媒体上的骚扰与沉默）。

性别平等政策与公平的政治环境

研究指出，巴勒斯坦的性别平等政策（如设立妇女事务部、立法配额）虽取得形式上的成就，但对创造真正包容和公平的政治环境影响甚微。这些政策往往流于表面，且受结构性因素制约。例如，配额制可能主要惠及与权力精英结盟的女性，而非基层活动家；巴勒斯坦虽无保留地加入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但国内法院裁决允许在国际协议与地方法律冲突时忽略前者，削弱了其效力。此外，来自以色列占领方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政治压制，特别是针对女性的特定形式的暴力与骚扰，进一步阻碍了女性的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与排斥对健康的影响

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政治参与和排斥对女性心理健康和整体福祉的显著影响。许多女性报告了因边缘化、威胁和骚扰而产生的心理困扰，如焦虑、睡眠问题、情绪耗竭。参与政治活动还伴随身体风险，如在抗议中遭遇身体暴力或由于条件艰苦导致健康问题。然而，女性也展现出韧性，通过集体支持、同伴联系和家庭自豪感等应对机制来缓解压力。这体现了政治参与所涉及的“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以及在父权和军事化背景下政治排斥对女性身心健康的“具身化”（embodiment）影响。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强调，尽管形式上的制度性改革（如配额）带来了巴勒斯坦女性政治参与的表象进步，但并未能挑战维持排斥现象的深层非正式规则和父权权力动态。应用女性主义制度主义框架分析表明，真正的变革需要超越象征性改革，直面非正式制度和政治文化。在占领、政治分裂和父权制的交织影响下，女性面临的社会文化、制度和结构性障碍相互强化，限制了其获得实质性政治权力。

尽管如此，巴勒斯坦女性通过基层组织、数字参与和公民社会活动，展现了显著的韧性和能动性，开辟了替代性的政治表达和影响空间。这些策略，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对根深蒂固的父权和军事化民族主义构成了挑战。

研究结论指出，弥合形式性别平等政策与实质性女性赋权之间的差距，需要进行旨在解决制度、文化和政治障碍的结构性改革。加强法律保护、促进司法独立、支持基层领导力发展以及解决针对女性的政治压制，对于提升女性在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至关重要。国际捐助者和地方利益相关者需共同努力，确保性别平等政策能够基于巴勒斯坦女性的生活现实，支持其有意义的政治参与。

这项研究不仅增进了对冲突社会中性别与权力动态的理解，也凸显了将健康维度纳入政治分析的重要性。研究结果对在巴勒斯坦及其他面临类似挑战的碎片化和冲突影响社会中，促进性别正义、包容性治理和变革性社会变革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未来的研究应关注性别与其他身份轴（如阶级、民族、难民身份）的交织性，并进行跨区域比较，以更全面地理解女性政治赋权的路径。